俗话说得好，艺术来源于生活。《水浒传》虽然不是成书于北宋末年，但是它的故事原型却是地地道道的宋朝往事。而他们的故事与宋朝政治、经济制度密不可分。

　　宽松的人口流动

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点——移民政策非常宽松。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各种资源。各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户籍政策。战争中所需的军费会以税收的形式均摊到每个“户”上，战争所需要的兵丁会以“户”为单位抽取。每个男子成年后，需要离开父母，单独“开户”，给各自的诸侯国增加“户籍”。时人将这套政策称之为“编户齐民”。

可以看出，这套政策就是为了将国土上的国民变成“资源点”，国君派出的流官就是“农民”负责“采集”资源。它本身只有掠夺，没有付出，老百姓不是傻瓜自然不乐意。于是，经常有人逃亡进深山老林，成为“黑户”。“苛政猛于虎”的故事中，孔子遇见的妇人就是个中典型。人们宁可冒着被老虎咬死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编户齐民”的区域生活。

这种“消极抵抗”的政策，固然不如起义这种“积极抵抗”来得痛快。但胜在连绵不绝，且成本相对较低。各国国君为此十分头疼，每逃走一个国民，就意味着朝廷少一个“资源点”。在战场上，“资源点数”少的一方，更有可能被亡国。

【当然关隘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税】

于是，历代政府都严格控制人口的流动。老百姓必须要向官府申请“通关文牒”或者“路引”之类的通行证，才能在指定范围进行迁徙。但是，没有钱没有关系的普通人，要想申请到通行证，难度系数十分高。不然玄奘也无需冒险偷渡。朝廷在各个交通要道都有关隘，除了征收过往商旅的赋税外，还要盘缠每个人的“通行证”。名义上是为了搜索可能的罪犯，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人口的随意迁徙。

时间来到唐朝，随着两税法的改革，人口开始与土地“解除绑定”。当局不再局限于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掠夺他们的资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各种政策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人口稠密，相对容易监管、征税，相比过去的旧办法还人道许多。宋朝商业得以繁荣发展，市民阶层快速崛起。城市的繁荣又反过来，刺激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有宋一代的人口政策得以成为历代最人道的。

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城市化必然拉大贫富差距；人口高速流动和商业化，也让人们有了金融方面的需求。当正规的国家信贷无法满足他们时，借贷容易的民间机构就会应运而生。但这些民间机构没有官府的强制力，所以急需武力来保证自己“不吃坏账”。这时候，黑社会就会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全世界主流黑社会的起源——放高利贷。从这方面说，宋朝繁荣的城市经济，也是“梁山泊”的天然温床。

悲惨的农民

前面提到了宋朝的商业十分繁荣。但这个福利只有市民阶层，才有资格去享受。对没有办法在城市谋求一席之地的农民而言，宋朝是个最坏的时代。

比如刚才提到的“两税法”。它固然解除了人口与土地的绑定，但也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比如将实物折合成现金时，经手的官员会大力压缩实物的价格。等到真正折成现金时，却按照真正的物价报备支取。这种行为就是我们熟知的吃回扣。宋朝冗官的弊端，导致官员数量巨大，各种关系网络错综复杂，无法从根本上治理类似问题。

农民们自然知道官员被剥削的事实。奈何官员归属朝廷，若敢于反抗就意味着违抗公权力。大部分农民秉承着中国人“不饿死不造反”的信念忍耐着。但是，小部分敢于反抗的人依旧给王朝带去巨大的麻烦。根据现代人统计，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比之前的任一一个王朝都多。虽然，因为国家政策关系，无法形成类似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这种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反叛。但是可见，其数量之密集，分布之广泛，堪称前所未有。这也是“梁山泊”们的另一大来源。

结语

梁山泊起义本身只是宋朝社会的一个缩影。过大的城乡差距，以及繁荣的商品经济下注定诞生的肮脏，都会将人们逼成“梁山泊”。哪怕是号称“富宋”的朝代，也无法避免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