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两本书中间间隔一千多年，价值观的变迁导致人物形象跟着改变。
初始的人设和他的社会背景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曹操的形象无疑十分高大上。虽然，也有动辄杀人的狠辣，但在汉末乱世中，这种狠辣并不是缺点，相反会成为这个人物的优点。西晋离乱世不远，建国不久又经历八王之乱，非常理解“乱世需用重典”这个道理。比如陈寿的父亲，曾被诸葛亮施行髡刑羞辱，但其本人对诸葛亮显然没有太多恨意，《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总体也是正面形象。
因此，在《三国志·太祖传》中，对曹操的评价是“有权数”以及“少机警”。从前后语联系，这段话显然是褒义，并不认为“有权数”是个贬义词，完全不像后世把城府深、有心机之人视为坏人。
除了经历乱世，人心对枭雄人物本能的崇拜外，当时的主流思想，较之后世也非常离经叛道。虽然，后世评价汉代的思想，永远离不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实际操作时，汉朝一直坚持“儒皮法骨”的政策，非常注重权谋以及集权。汉宣帝更是公然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擅权谋、心机重、城府深，在汉末晋初并不是贬义】
东汉末年，汉朝的社会矛盾剧烈增加，整个社会危机重重。许多士大夫也因此对儒家的霸主地位表示不满，甚至动起取代它的念头。一些人怀念文景之治，想念那个相对太平的岁月，道家得以在汉末卷土重来。虽然，他们没能取代儒家独尊的地位，却冲击到当时的主流思想，使得人们对道德的看法发生变化，也不再排斥权谋和权臣。
南北朝的变迁
经历汉末冲击，儒家重新调整自己定位与价值观。应用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便是其主流对封建制不再迷恋，更加强调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人类的社会权力，往往来自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或者说就是它的2.0版本。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现。古文里对大臣的称呼是“臣子”，皇帝则是“君父”，也是这套价值观的体现。
【司马懿的后人致力于复兴儒家】
恰逢司马家在北方遭遇惨痛失败，匈奴骑兵纵横中原，打得司马家“衣冠南渡”，史称“永嘉之乱”。作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被胡人赶出中原的政权，司马家的权威遭受空前打击，急需一个权威的统治理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开始鼓吹强化君权的新儒家，得以被司马家力捧，击败汉末的挑战者，重新稳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只不过，这个阶段的儒家同样做不到唯我独尊——因为玄学和外来宗教开始发挥影响。尤其是佛教开始传入东亚，对传统的社会格局产生强烈冲击。更重要的是，南北朝也是一个权臣辈出的时代。逃到南方的司马家，面临着恒温的威胁；北方的五胡王室，动辄被手下的部族领袖或者权臣用武力改朝换代。相比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汉献帝尚算恭顺的曹操，反而显得“规矩”不少。
因此，曹操在这个阶段的形象有所下跌，可是，总体上依旧是一个英明神武的形象。如《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五）卷末“史臣曰”称：“（宋）高祖崛起不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
《魏书·匈奴刘聪传》载：刘聪之父为刘渊准备乘晋室衰弱之时起兵建立一番事业，就曾自比为汉高和魏武：“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便五万，都于离石。渊谓宣等曰：‘帝王岂有常哉，当上为汉高，下为魏武。’”曹操在当时人心目中，是一位机敏干练，洞悉事物、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的政治家。如西晋的傅玄说：“武皇帝，至明也。”（《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又，东晋著名的大臣陶侃也被人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如也。”
唐朝——承接南北朝的形象
在唐代，曹操的形象与史书相比，更多的是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诗歌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文学样式，也最能体现出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从现存的描写三国时期的唐诗来看，曹操的形象在前朝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形象的变化逐渐由肯定转为‘批判’。
曹操在唐代文人的眼中，的确与前朝有所不同。他们在关注曹操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多的是把视角集中在曹操晚年荒淫无度的生活上，对此唐代诗人也大加指责，这与他们对明君贤主的强烈期待有必然的联系。其内容多承袭魏晋小说，一方面赞美曹操的功绩，一方面对曹操末年荒淫的生活予以嘲讽。
和之前的褒贬一样，曹操形象的变迁和唐朝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生活水平相较之前，获得了长足进步，社会风气也愈发开放。皇室的生活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奢靡。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故事，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是佳话。但是，在当时，没少遭到文人墨客的口诛笔伐。甚至连杨贵妃吃个荔枝，都要被人写诗讽刺。
而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借古喻今”的习惯。曹操晚年的荒淫生活，和他早年英明神武的形象，太像唐玄宗。从这方面解读，曹操也算是被唐玄宗给拖累了。
两宋——彻底崩塌的人设
宋朝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权臣越来越少见于史料，朝廷中央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围绕皇权展开。民间思想上，儒家开始占据绝对主流，尤其是科举制成为官员任免的标准时，一切都进入不可逆状态。虽然，诸子百家的典籍，依旧可以被学子们阅读。但是，他们的态度已经从“说的好有道理，等我当官后，或许可是尝试这么做”变成，“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儒家才是考试的标准答案，我可没权利否定”。
【宋朝是中国科举文化，最为昌隆的时期，也是曹操形象彻底变坏的时期】
随着儒家彻底占据主流话语权，士大夫们唾弃“乱世需用重典”的法家形象，已然成为“政治正确”，过去被标榜的人物，在新时代已经成为某种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这一评价表明曹操蓄无君之心，实为奸诈的代名词，暴戾强伉表明曹操残暴。
【曹操、汉武帝的形象变迁，都与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息息相关】
另外，司马光在叙述曹操所使用的材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用意：对于许邵评价曹操这一事件，他引用了孙盛的“乱世之奸雄”，而不用后汉书的“乱世之英雄”。可见乱世之奸雄的形象经过《资治通鉴》的转述其影响不知深远了多少倍；在记述曹操征陶谦的事件中，司马光舍弃了陈寿《三国志》中“所过多残戮”而是取《后汉书》中“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这样的描述，让曹操的罪恶更深一层。曹操杀杨彪，《三国志》记述的并不是很详细，司马光取《后汉书》中：“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这样的叙述，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总之，司马光是一个通达的史学家，他在“尊魏抑蜀”为张目的封建系统上“尊刘贬曹”，其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正因如此，贬曹成为宋元时期曹操形象演变的主流。
结语
今天，儒家早已不占据主流话语权，人们的思维较之古人，也更为多元。曹操的形象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