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英与儿子陈知非1924年摄：怡和纱厂青年陈赓上海原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有一幢很古朴的建筑，这里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里珍藏着两件文物：一个绣有图案与文字的白布书包，一块邮寄书包的包袱皮。两件再普通不过的物品，背后，却是一位伟大母亲对于6岁儿子浓浓的思念与牵挂，和她难以言表的无奈与忧愁……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局势风云变幻。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内，已经被关了将近4年的王根英仿佛预感到外界将发生什么。
她有所担忧，又想到自己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的现实处境，她又有所期待，心情复杂至极。
她想儿子，想丈夫陈赓。
快4年了，她与儿子陈知非已经分别近4年了，她被关时，他才刚满4岁，如今，也该8岁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前两年她亲手缝制的书包有没有收到，有没有好好上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一想到这，王根英的心就像被揪起来似的痛。
当年，为了革命，为了更多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她加入了共产党，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并和有着同样革命理想的陈赓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却不曾想，因为叛徒顾顺章，她和陈赓都被列进了特务要抓捕的杰出共党人员名单之中，1933年，夫妻二人先后被捕。可怜知非，他们唯一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得不面对与父母分离，独自在外婆家艰难长大的处境。
革命，是有牺牲的。
这句话，王根英在第一加入次武装起义就已经清楚。她不怕，一想到能为了让更多和她同样出身的苦命工人走出黑暗，迎接新的曙光，她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王根英出生时，上海正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一年，一个个帝国资本家看上了这里的发财机遇，纷纷在这片土地开工厂做生意。
王根英的家在沪东一条老旧弄堂的棚户区，一家人挤在一个暗黑的房间，与外面一幢幢奢华无比的洋楼相比，显得分外寒微。
王根英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收入微薄，要维持儿女们的生活很是为难。王根英9岁时，离近不是太远的一家外纱厂招工，为了减轻家里负担，王根英在小小年纪做起了纱厂的女童工。
工厂里的活不轻松，工作时间很长，早上天一亮，就要起床上工，工作到天黑了之后，回家已经很晚了。即使这样干下来，王根英一个月拿到的收入不到0.5元钱，只能买到1-2斗米。
更让王根英和工友们不好受的，就是英商们经常欺负工人，对他们肆意打骂与虐待，工厂内，殴打童工的事件也经常发生。
长期以来的欺压，让工厂里的工人怨声载道。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一场大型的罢课、罢工运动震惊了全国上下，也在上海这个大世界荡起了一丝波澜。
同年6月，上海工人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工，王根英加入到了罢工的队伍。
她在一场场罢工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到了16岁时，她冒名顶替进了当地最大的英商厂——怡和纱厂。
怡和纱厂创办于1895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一家在华投资百万以上的外商厂，创办者是靠走私鸦片发家的英国商人查理顿和马地臣。该厂自成立以来，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与劳动力，厂子越做越大，到了1921年时，该厂已经拥有近8000名员工。
该厂的势力很大，剥削也最为严重。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王根英进入怡和纱厂后，参加了社会青年团，担任了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书，并在领导工人反对资方克扣工资的罢工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时，16岁的王根英对于革命已经有了朦胧的意识，她有胆识，思想进步，在几次运动斗争的洗礼下来，她深感自己要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人必须要提高文化知识。恰巧这年，上海大学成立夜校，王根英决定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来学习，于是，她约了妹妹王根妹和十几个工厂女伴一同来学习，成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
坐落在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的上海大学，没有校门，没有大礼堂，没有图书馆，也没有运动场。但是，这里云集了众多响当当的人物，如：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驱以及茅盾这样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大人物，都曾在上大教课。
同时，慕名而来旁听的学生更是络绎不绝，20岁的陈赓便是其中之一。
陈赓来这所学校做旁听生时，正赶上李大钊在演讲《演化与进步》，教室里位子坐满了人，但凡有空隙的地方都站满了人，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趴着听讲的人。
当时，上大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成份不同，信仰不同。这当中有共产党，有国民党，也有无政府主义，大家遇到问题就自由辩论，陈赓口才很好，他妙语连珠，与大家伙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次，陈赓在讲台上就“农民理论”大发言论，不想一位女子率先站出来，给予了不同意见：“只有工人运动，才是中国的出路！”
陈赓一抬眼，看见一张娴静又有些稚气的脸和一双天真无邪的黑眼睛，“好一个俊俏的姑娘！”陈赓一时被迷住，过了好一会才又继续说着“只有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革命才有希望！”
这名女子便是王根英，她表示不服气，又继续争辩着。
这下，一场分成“农民”与“工人”两个派系的辩论在他们俩的带头下激烈的展开了。许多来自农村的包身工都站在了陈赓一方，许多深受资本剥削的工人都站在了王根英一方。
双方越说越激动，争论不停，相持不下。
那场辩论结束之后，大家各自回家。但是，王根英的形象，却深深的烙印在了陈赓的脑海中。
经过打听，陈赓了解了王根英的经历，理解了她在课堂上的“工人理论”，对她更为欣赏。
于是，一有时间，他就往上大夜校跑，目的就是想多见一见王根英。不久后，他还直接向王根英进行了告白，只是，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想谈感情的事。
这时，陈赓接到党组织任务，当时有东洋兵在长沙屠杀同胞，要他赶赴长沙参加罢工和示威行动。陈赓只得先行离开，不过，从此以后，他的心里就装下了一个人。
之后，陈赓在长沙秘密考入广州进陆军讲武学校，次年，又成功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生。1925年毕业留校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1926年广东革命开始北伐，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
与此同时，王根英也一直在进步，她不仅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成为怡和纱厂女工的工人领袖，并且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连续三次参加上海武装起义，连周恩来都很佩服她，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组织能力和献身精神。1927年，她被提议当选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女工部部长，当第三次武装胜利后，上海成立特别市临时政府，王根英又被推举当选为市政府委员。
就在一切进展顺利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1927年4月12日，受老蒋指使，反动军队伙同青洪帮，对上海工人大开杀戒，三天内，有50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5万多人失踪，周恩来被老蒋悬赏8万元取首级。
这场早有预谋的变故让不少同志身陷囹圄。这之后，中央决定在武汉紧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船到达汉口后，王根英还未安顿下来，迎头却遇见了陈赓。
原来，此次护送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前往武汉的就是陈赓，二人自当初一别，五年后又重遇，这让陈赓喜不自胜。
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陈赓特意找了个离王根英近的位子。他见王根英只顾认真参会，一点没有理会他的意思，血气方刚的陈赓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随手拿起一页纸，郑重地写下了“我爱你”三个字，折好，推到了王根英的面前。
王根英一打开纸条，“我爱你”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她瞬间心砰砰砰的敲开了小鼓，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不过，转念一想：“这是在开会，他在干什么呀。”于是，她将纸条随手“啪”贴到了墙上。
王根英的这些举动全在陈赓的余光里，他没有放弃，又重新写了一张同样字的纸条递了过去，王根英这次想也没想的又将纸条贴在墙上。
陈赓又不死心地写了第三次，然而，传递爱的纸条再次遭到了同样的结局。
王根英的倔强让陈赓顿时有种挫败感，其他的同志见状都来取笑陈赓。
陈赓在大家的起哄中说道：“谁要是能让王根英同我结婚，我就给他磕头。”
这话恰巧被周恩来听到了，他笑着问：“你这事，怎么不来求我？要当新郎官了，脸皮倒薄起来了。”
周恩来安排邓颖超前来了解王根英的想法，其实，王根英并不是不喜欢陈赓，相反，早在五年前，她就对他印象不错。她也不反感嫁给陈赓，只是接受不了他在会议上做这样的举动。
心结打开，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解说下，问题解除，王根英也向陈赓打开了心扉。
不久后，二人就在武汉举办了婚礼。
婚后，二人还没度过新婚的甜蜜期，南昌起义爆发，陈赓在起义中担任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
王根英跟随周恩来返回了上海，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1927年11月到1931年4月期间，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的地点大都选在上海较隐蔽的租界区内，有一段时间，周恩来与邓小平就在同孚路柏德里七百号进行办公与活动，这幢房子有两层楼，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客堂，王根英和彭述之夫妇等人就以房客和房东的名义住在里面作掩护，方便周恩来与邓小平同志在此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
在王根英为革命忙碌的同时，丈夫陈赓却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左腿中了三弹，胫骨和肋骨都被打断，组织安排他回到上海疗养。原本新婚不久就不得不匆匆分开，让王根英总是挂念丈夫，未曾想，再见时，陈赓已经比上次见面消瘦了很多，她心疼不已，把丈夫接回了家里，细心照料。
陈赓腿伤在王根英的照顾下，虽然好转，但还是落下了残疾。组织安排转入情报工作，此前，中共就是因为一直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屡遭破坏。血淋淋的教训，让他们意识到特科的重要性，1928年4月，在上海建立特科情报科，陈赓担任科长。
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在特殊的秘密战线上，王根英全力掩护和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参与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同志，保卫了部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工作上的契合，思想上的融合，这对同志道合的革命伴侣一起跨过生死，迎来了甜蜜的1929年。这一年，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陈知非出生了。
新生命的到来，让他们心中充满喜悦，初为人母的王根英一边享受着和儿子相处的乐趣，一边仍不忘工作。
这样一家团圆的“平静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一个人给打破了，也正因为他，王根英尝到了骨肉分离的滋味。
这个人叫顾顺章，他曾经和陈赓一同到苏联学习，中央特科建立后，两人又一起在特科做事。接触最多，关系也最为密切。
但是顾顺章在生活方面十分腐化，在开展情报工作时，他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发展各种生财渠道。当然，他的个人贡献还是有的，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他的个人野心随着地位的攀升不断膨胀，居功自傲的他，渐渐与中共的宗旨信念格格不入。
1931年4月23日，随着顾顺章的腐化堕落，警惕性丧失，当他在汉口出现时被国民党人员认出，轻而易举就将他逮捕。第二天就叛变，很显然，他的叛变并非偶然。
在中央位高权重的顾顺章，掌握了中共大量的机密，也因此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他的叛变下，恽代英被国民党杀害，周恩来、瞿秋白、王明等等大量的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在上海驻地的工作人员被登记在了国民党抓捕名单内。
顾顺章还向国民党提供了陈赓及王根英的详细情况。
顾顺章与陈赓接触最多，互相都很了解各自的本领、秉性，特别是对方的特工路数。但陈赓的品格和军事素养是他远远不能超越的。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陈赓与王根英不得不马上带着孩子转移。陈赓转移到了苏区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仍留在上海，过着东躲西葳的日子。
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分离的日子。这一年，他们唯一的儿子，不过2岁。
陈赓走后，王根英的生活十分艰难，她一面要开展工作，一面还要带着儿子和一烧饭的汽炉子随时准备开展“城市游击战”。
就在她几乎对这种日子习以为常时，一日，陈赓突然回来，并且告诉王根英，他很快就可以带着她和孩子去苏区开展工作。王根英一听，十分高兴，可是没过几天，一个消息让她犹如五雷轰顶，由于顾顺章一同叛变的叛徒的出卖，陈赓被捕了！
得知党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陈赓，同样也在特务名单中的王根英心里着急，可又无法直接参与营救工作。此时，叛徒顾顺章已经安排特务监视了她母亲的家。
带着儿子过了两年游击生活，原以为要结束了这种日子，没有想到，更苦更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说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在陈赓被捕期间，王根英不得不带着孩子东家藏藏西家躲躲。而特务们总是能顺藤摸瓜跟踪到她，不得已，王根英带着孩子躲到了杨家滨乡下亲戚家。
从监狱中逃出来的陈赓，第一时间找到了岳母家，他牵挂妻儿，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影响。回到岳母家，得知妻儿都安全后，他不敢多作停留，连妻儿的面都没见上就离开上海前往江西境内。
通过组织获悉丈夫已经平安返回革命根据地，王根英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12月，她带着儿子返回娘家，令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她才回到家没几天，就被捕了。
这一年，他们的儿子才4岁。
王根英被辗转押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等人关在一起。
在监狱内，王根英受尽非人折磨，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坐老虎凳、踩杠子、灌煤油，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却始终表现得勇敢而又坚决。
刽子手们见用刑具考验已然没有，就用甜言蜜语诱惑想改变她的意志，以此想使她的精神防线崩塌，聪明的王根英看透了这一切，不为所动。
在监狱里，王根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见她软硬不吃，实在没辙了，才罢手。遭受了酷刑的王根英，在监狱里，吃不好住不好，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因此落下了很多病根。
在监狱里蹲了四年，王根英始终没有屈服。抗战爆发后，周恩来等人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
迫于当前形势下，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条件，答应他们可以先去参加作调查。1937年8月18，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来“首都反省院”，先看了关押人员的花名册，看到王根英的名字，当场指名要求释放她。
王根英等人一见周恩来、叶剑英来，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周恩来握住王根英的手说：“你受苦了。”
随后，周恩来详细问了监狱里关了多少同志，大家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多名。在周恩来、叶剑英的作保下，王根英、夏之栩、张琴秋三人先走出了监狱，开始了重见天日的日子。
铁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王根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儿子、想念丈夫，如今终于恢复自由，她迫不及待跑到上海去见了儿子。4年未见，陈知非对她已经有些陌生，王根英饱含热泪的望着他，心中的苦楚不言而喻。
上海毕竟不宜久留，在母亲家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后，王根英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她深知自己的工作不再适合带着儿子东奔西走，况且，他在上海还有学业，为了大局考虑，她只得暂时收起母爱，又和儿子再次分别。
没有人想过，她这一走，竟然成为了永别。
王根英新的目的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那里，有她的丈夫，此时的陈赓是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这几年来，陈赓一直挂念远方的儿子，狱中的妻子，当听到妻子回来的消息时，他立马从前线阵地赶回来和妻子见面。
当天，他还特意写了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绝对不可动摇了……”
分隔四年，相处不过半个多月，分离再次成为常态。
王根英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陈赓的部队马上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15日，陈赓送别王根英，走在半路时，一群大雁正往南飞过，发出了凄凉的悲鸣，王根英抬头看过去，南边，是儿子的方向。陈赓看见，在她脸上滚着大滴大滴的泪珠。
他走过去，轻轻用手掌将她的眼泪擦干。
此行，他们约定好，等赶走日本侵略者，就把儿子接回身边。
这日，陈赓心里空落落的，他又翻出日记本，并在上面写下：“离别时，彼此表面上都故作镇静，但根英已背着我流泪矣…… ”
1938年的秋天，王根英从党校顺利毕业后，被调回一二九师负责师工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不久，陈赓所在的三八六旅正朝着她所在的一带集结。王根英很是高兴，想着这下又可以和丈夫相见了。
不想，此时，日军抽调了3万余众，分成11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财经干部学校决定跟随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太行山区，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伤病员不好办。了解情况后的王根英，主动跟领导要求让部队先火速转移，自己来做后面的收容工作。
她带着伤员艰难的在队伍末尾行进着，有个腿受伤的新兵，因为拄着拐杖，行动迟缓，王根英就把自己的骡子分给他来骑，自己徒步带着警卫部队突出了重围。
这时，王根英一拍棉衣，发现落下了挎包没带，这里面装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一大笔公款。她二话没说，拔腿往村子里跑，想返回去取挎包，同行的同志们想拦都没有拦住。
待她返回时，敌人已经在村子里放火扫荡，王根英迅速地跑到驻地取出了挎包，正出村时，迎面遇上一路敌人。王根英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条浅沟，本想跃过去，只奈何，她哪里快得过子弹，还没等她扑进去，身上已经中弹，见她还有动弹，敌人又给补了一枪……
这次，王根英彻底倒下了，倒在了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的时节，倒在了一个全体妇女都不能忘记的日子——3月8日。
就在不远处，刚刚成功反击敌人的陈赓，刚集结完队伍休整，正盼着与妻子重聚。突然接电：王根英同志在作战中英雄献身！顿时，犹如五雷轰顶一般，陈赓坐在一棵被锯断的树桩上，紧闭着嘴，半晌不说话，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他打开日记本，沉痛地一笔一画记下了艰难的20个字：“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聚少离多，但总会期盼相聚，天人永隔，便再无可能。”
王根英走了，带着对丈夫、对儿子重聚的期盼，永远的走了，这年，她才32岁。
悲痛的陈赓一直在打听儿子陈知非的消息。因为王家居住的老房子被日本人炸成废墟，陈赓派去的人根本没有打听到陈家的下落。陈赓没有死心，一直拖朋友们关注着上海亲人的情况，一直到1946年的10月，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王家，并且安排把已经17岁的陈知非送到了陈赓身边。
陈知非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年，和母亲一别，才没过多久，外婆的家被毁，他们不得已搬进了附近一家简易楼里住。上学也总是上一阵停一阵，为了生存，他当过报童，擦过皮鞋，还能人家打扫过厕所……
从1933年到1946年，中间相隔整整13年父子未能相聚，如今，再次相见，儿子已经长成17岁的小青年了。
在陈赓的安排下，陈知非进入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因为他小学五年级都没上完，学起来十分吃力，好在陈知非勤奋好学，慢慢地也跟了上来。1952年，毕业后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先后在长春一汽、航天部工作，还成为了高级工程师。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当了爷爷的陈赓给小孙女起名“怀申”。所有人都明白，那是陈赓在怀念上海，怀念王根英。
他们结婚11年，期间历经战争、被捕、蹲监狱，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足婚龄的一半，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王根英！而在他们的儿子陈知非漫长人生中，母亲与他相处的时间更是仅有区区4年，还是在他年幼尚未记事的时候，但是，母亲王根英给他的影响却是一生。
不容易的一家人，让人钦佩的一对革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