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YY
电梯门打开，冷风扑面而至，在寒冬的一个下午，独自看完《暴雪将至》，窗外灰色的云，一如影片里萧瑟的天空，想起来还有点瑟瑟发抖。
导演真是把悬疑的氛围营造得恰到好处。连绵不断的雨，湿滑的草地，阴凉的厂房，触目惊心的尸体，神秘的凶手……这样昏暗的基调让人不寒而栗，紧张地跟着余神探查找凶手。特别是铁路追凶一段，与凶手咫尺之遥，每一步都在逼近真相。
但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直到最后，观众都无从得知凶手的身份。这时我们恍然大悟，凶手只是一个意象，或许是某个人，或许是时代本身，以追凶为引，以寻凶为轴，电影刻画了一群在时代命运下挣扎着实现自我的小人物。
我叫余国伟 多余的余
轰然倒塌的时代标签
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亦是大时代的缩影。
1997年，东方之珠回归，“香港”这两个字成为日夜为生活奔波不堪的人们逃离现实生活的念想。影片中燕子的梦是无数人的梦。许多个“小香港”（燕子的理发店所在的地方）冒出，是城市变迁的象征，它们亦步亦趋，蜷缩在纯朴的小城里。
那里有无数个像燕子一样向往香港的内地人，但就像“小香港”不是真正的香港一样，最后留给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是梦想破裂的落寞。
1997年，国企改革，厂里人的生活本来一成不变，在铃声里日复一日地上下班，等着大门准时打开，又准时闭上。工作和生活被国家精确地控制着。这种情况下，下岗浪潮席卷而来，工人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变得无所事事，变得没有依靠，连眼神都涣散无光，失去对生活的斗志。
意志早就被规则碾压成肉饼，又经“自由”的风刮过，就不剩什么了。或许如筒子楼里下岗的丈夫一样神经兮兮，用刀捅死妻子。或许像余国伟一样用力地活着，总想证明自己，最后用电棍抡死无辜之人。殊途同归，他们都是痛苦的。
变荡的年代，人们就像走在钢丝线上，线的两端是过去与未来，极端、颓废，其实都是他们在摸索如何向前。有些人倒下，有些人没有。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痛苦的。
无情碾压的人物命运
作为余国伟的女朋友，一个在生存线挣扎的底层人，燕子想要的无非是和一个值得依靠的人一起离开小城市，去往香港。不管对余国伟的是爱还是抱团取暖的依赖，爱人，家庭，幸福……她的梦想触手可及却还是有着某些疑惑。
女人的第六感果然很准，原来爱情是利用，一起离开是谎言，真相残酷得像把有些钝的剪刀，撕扯着她脆弱的神经。
燕子一向很决绝，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抡起酒瓶打人，可以纵容自己手臂疤痕累累，也可以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她带着点恨意地说：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
倒头一跳，仿佛无声的控诉，不留情面地回插余国伟一刀。
余国伟的生活比燕子好得多，已经达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尊重需求。有着相对固定的工作，生活费应该也不少（至少能盘下一个理发店），身边有个崇拜他的徒弟，偶尔还能和哥们儿喝酒庆祝。他工作卖力，恪守厂子保卫科科长的职责。一张劳动模范证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一旦达到某个层次就会想着往上寻求空间， 但在国企工厂里的悲哀在于，一切都有规可循，他已经达到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再也没有往上走的机会。
保卫科科长的职位没法满足余国伟更上一层楼的需求，他迫切需要一个自我实现的出口，这时机会摆在他面前，破解杀人案，并以为跳板，破格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警察。他一头栽进去了。
然而这种看似浪漫主义的自我实现逐渐变成害人而不自知的癫狂。徒弟伤得神志不清，他却自顾自地念叨与凶手的交战。燕子信赖他，他却利用她来破案。自大地相信经验，自大地认为能保护燕子。
宋军告诉过他，“脚码41号的人都能穿得上那双鞋（凶手落下的鞋子）”，他不以为然，继续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疑，终铸成大错。
余国伟坚信宋军是凶手
可是他不相信直觉又该相信什么呢，不用力地追寻凶手又该追寻什么呢？在时代的推力下，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劳模的梦，一个神探的梦，谁又能唤醒他呢？这场指鹿为马的闹剧把一个小人物荒诞的挣扎描绘得真实可信。
时间跳到2008年，余国伟刑满释放后，试图再次寻找真相。只是冥冥之中，行凶之人早已被惩罚，包括他自己。
他回到钢铁厂，被告知自己从未获得过劳动模范称号，但当年头顶雪花飘然而下的场景那么真实。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尽是虚无，人心涣散的年代人们集体失忆，把真相都埋在轰然倒塌的厂房之下。
影片最后，暴雪悄然降临，也许象征着他依然逃不出时代的偏执，依然活在自己的梦里。
那年的雪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看，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灾难永远在路上，时代的痛永远有人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