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2日，《申报》在广告栏刊出了一则豆腐干大的出租房间启事，说是南市紫霞路68号谢家有一间空房出租，要求租客是一位文静的读书人。
这则启事刊登的第二天，就有一对夫妻前来认租，并且很快就搬了进来，一住便是一年半。
谢旦如
因为这个房客，房子的主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开始走入了人们的眼帘。
1931年1月7日，在那个潮湿寒冷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操控下，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被免去了所有的领导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党的工作者甚至党的领袖，都是没有生活费的。这也意味着，瞿秋白失去了经济来源。
瞿秋白夫妇先是搬到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两宜里一个工人聚居区过生活。后因顾顺章的叛变，再次转移，住到了愚园路树德里茅盾的家中。
瞿秋白
但是，茅盾的家非常小，茅盾一家人住还有些狭窄，现在瞿秋白夫妇来了，就显得更拥挤了，而且，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瞿秋白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于是，瞿秋白就让“左联”的负责人冯雪峰给找一个“可靠的”，“可以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瞿秋白想着利用这段时间写点东西，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
冯雪峰答应了，而且他心里已经有了合适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文章开头，《申报》刊登的南市紫霞路68号。
这是谁家的房子，主人是谁，他和冯雪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冯雪峰就觉得这里最适合瞿秋白住？
这家房子的主人叫谢旦如，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喜欢写诗，写诗时又名澹如，1904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
谢旦如的家几代经营钱庄，家境殷实，到了他父亲谢敏甫时，生意更为兴隆。除了祖传的福源钱庄外，在其他不少钱庄里都有股份。
谢敏甫酷爱字画，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68号购了一座豪宅，占地近一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到了谢旦如这一辈，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的书籍。
瞿秋白和鲁迅
谢旦如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5岁谢旦如根据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安排到福源钱庄打工，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在钱庄打工的时候，除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结为好友，一起吟诗作文，并筹集了一批书籍成立了一个“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书会友。
也正因为如此，1924年，20岁的谢旦如在应修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咏志，以诗会友。由此，他和冯雪峰认识，并成为知心朋友，到1931年，俩人相识已有六七个年头了。
他慷慨大方，但凡朋友遇到困难，他总是挺身而出，热情相助。
冯雪峰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他先后与朋友合伙在老西门、静安寺等处开过几家书店，专门销售左翼文艺书刊。
后来，书店被查封，他又独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开了一家公益书店，专门买卖旧书。同时在书店的二楼秘密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给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用都是由他单独承担的。
1931年2月7日，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与其他近20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政府在龙华枪杀，这其中就有好几位是谢旦如的朋友，他们的遭遇，让谢旦如悲痛不已。
“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先生怀着满腔的悲愤，亲自撰文，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样不朽的文字。
所有的选纸用料、文字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发送均在老靶子路上的公益书店里完成，费用基本由谢旦如一人承担。
谢旦如的所作所为，冯雪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觉得谢旦如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的为人处事，却让冯雪峰认为他绝对是一个可靠的人。
冯雪峰将准备秘密安排瞿秋白夫妇居住到紫霞路68号谢宅的事与谢旦如协商时，谢旦如明知他这样做，要冒着被国民党逮捕，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立马答应下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从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整个国统区，都处在血雨腥风之中。4月29日，恽代英被枪杀在南京雨花台；6月24日，向忠发叛变被枪杀在上海龙华；7月，蔡和森被枪杀在广州；8月，邓恩铭被枪杀在山东济南……
南京政府还发出了《严缉扰乱治安之瞿秋白等务获解究》的饬令，下达全国。其中开列了7位所谓的“共党要犯”，位列榜首的为瞿秋白与周恩来，各悬赏2万大洋；另王明、沈泽民等5位，各悬赏1万大洋。
而且依照国民党的“连坐法”，包庇窝藏者与其同罪。在这种形势下，敢于将瞿秋白夫妇藏匿在家中，在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怕家人担心，谢旦如对自己的夫人钱云锦说，自己的一位文友林先生因病，需要在我们家里休养一段时间。随后便同夫人一块儿去说服老母亲，说是准备将自己家里的客人房租出一间去挣几个零花钱。
老母亲虽然不解，觉得自己家里从来不缺钱，没必要出租房子，可是见儿子执意要干也就同意了。
于是谢旦如夫妇连夜写了十来张空房出租的广告，贴在董家渡一带，还特意在《申报》刊登了一则启事作掩护。
然后第二天便有人上门前来租房，第三天房客就上门来，自然是化名为林复先生的瞿秋白与他的夫人。
瞿秋白在谢旦如家住了有一年半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瞿秋白除了读书，就是翻译写作。
他文思泉涌，笔耕不辍，一年半，写就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主要有编入杂文集《乱弹及其他》中的几十篇杂文，编入《海上述林》集中的几十万字译作，文艺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
1932年1月，日寇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闸北一片战火，华界均不安全。谢旦如带着全家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避难，他租好了公寓，同样没有忘记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套。一直住到5月末，中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后才搬回紫霞路老宅。
1932年的12月11日，瞿秋白夫妇由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来接，离开了紫霞路68号的谢家，瞿秋白在谢家总共住了1年7个月的时间。
瞿秋白离开了，可谢旦如和瞿秋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之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动容。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受党中央的调遣，由上海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在长汀牺牲！
消息传到上海，鲁迅先生和他的朋友茅盾、郑振铎、陈望道、谢旦如等极为悲痛。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作永远的怀念！
根据鲁迅先生的计划，谢旦如将瞿秋白在他家写就或翻译的文稿，一叠叠地整理好，总有近百万字，送到鲁迅先生家里。
鲁迅认为瞿秋白的著作，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所以决定先出版瞿秋白的译作，于是定下了出版两巨册《海上述林》的计划。鲁迅亲自编辑、定稿、写序言，排版、校对后打成纸型送到日本装订。这其中的费用，是由谢旦如无偿提供的。
除了《海上述林》，还有许多杂文、诗作、文艺理论著述的手稿依旧留存在谢旦如的家中。他将这些文稿视作生命，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
同一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在福建被捕，关押在南昌。
方志敏在狱中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十多万文字的文稿。
这些文稿由同在狱中坐牢的国民党元老胡逸民带出。胡逸民被方志敏坚强不屈的精神所感动，他把这些文稿带到上海，辗转交到了宋庆龄先生的手里。宋庆龄又将这些文稿转交给冯雪峰。
冯雪峰想了又想，觉得最可靠的保存者还是谢旦如。于是他将这些烈士用生命写就的文字，一次又一次悄然送到了谢旦如手里。
谢旦如用绸绢包好，珍藏在小皮箱里。这以后经过冯雪峰，陆续送到他手里的手稿，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等。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对上海闸北、南市等华界进行狂轰滥炸。
谢旦如的家变成废墟一片，家道急剧中落。谢旦如被迫逃难，但无论走到哪里，他的手里始终拎着那一只珍藏着许多先辈文稿的小皮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美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只有法租界由于法国政府投降并与希特勒结盟，尚在苟延残喘。
恽代英
谢旦如看到这险峻的局势，觉得手稿藏在皮箱里还不保险，万一自己出事，玉石俱焚。如有可能，还是要尽早出版成书，让它流传开来，传存下去。
为此，他冒着极大风险，在法租界注册了一个出版社“霞社”，精心编辑，出版了瞿秋白杂文集《乱弹及其他》，论文集《社会科学概念》等。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集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他承担的。这些小册子不仅在法租界，在整个上海流传开来，还传到了重庆与延安。
1948年底，上海局势骤紧，谢旦如的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军警追杀，被地下党送到解放区。
蔡森和
谢旦如立刻想到这些文稿，他立刻将它们全部转移到自己夫人的娘家。钱云锦将文稿缝在老母亲的寿衣里，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谢旦如操了多年的心终于轻松了，他所保存的文稿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他细细整理，分门别类，分几次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今天，当我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常州瞿秋白故居，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见到珍藏陈列着的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的书信手稿，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正是谢旦如这样一位普通人的默默奉献，我们才有幸看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留给后人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