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娣的彩色小屋
浮生一切，早已被框成了一幅画。
——《莫娣》
文 / 杨大侠
1
上面这幅画，名为《冬季场景》。
画的内容，很明显是圣诞节；画的技巧，也很明显——几乎没什么技巧，就像一个初窥作画门径的学徒的作品，充满了孩子气。
但就是这幅内容和技巧看起来都很平常的画，却在2017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卖到了45600美元。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是不是觉得“我上我也行”？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亲笔写信给这幅画的创作者，请她卖一幅画给他——不仅是“卖”，而且还“货到付款”。
画家卖给尼克松的是什么画，如今已无从得知；岁月留下的线索片段，都只跟画家本人有关。
那名画家，名叫莫娣·刘易斯（Maud Lewis）；她当时所有的画——包括卖给尼克松总统的，都只能卖5美元。
莫娣
2
如同画作的简单平常，莫娣的一生也并无任何可称道之处——没有惊心动魄的经历，没有传奇色彩的圈子，没有名扬四海的朋友，没有让人歆羡的出身；她本人甚至没有涉足过任何有名气的大城市。
老天给她的，只有与生俱来的残缺和苦难。
1903年，当她在加拿大一个小镇上出生时，少年类风湿性关节炎——类似于小儿麻痹症，就如附骨之疽，伴随她走过一生，直到走进坟墓。
关节炎令她伸不直手指、挺不起背脊，她稍微一用力，骨头就如裂开一般疼痛。
饱受着蚀骨的疼痛，她就像一个常年遭到重荷压制的劳工，背部始终蜷曲着。还在青少年时期，她就成了一个驼背。她的脚也有问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当地的小孩子都笑她是“跛脚鸟”。
莫娣老家新斯科舍省
她有个哥哥，是个败家子。他败光了父母留给他们的钱财，最后为了还债，把房子也卖了，把莫娣赶到了姨妈家。
25岁的时候，莫娣有过一个孩子——她未婚先孕，而那个男人抛弃了她。生孩子的时候，莫娣痛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后，孩子已经不在了。姨妈告诉她，孩子是个畸形儿，出生就死了。直到很多年后——到姨妈感觉自己所剩时日不多的时候，她才告诉莫娣，孩子不是畸形儿，也没有死，而是哥哥把孩子卖了——他总是缺钱。
姨妈对她很好，但姨妈的好与哥哥的恶，再加上残疾令她找不到工作，这些好与坏的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她每天都陷在焦虑之中，手上随时点着一根烟。
她喜欢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坐在大门前的椅子上，消解心中的焦虑。在升腾、消散的烟雾中，阳光穿过绿叶与树梢，把整个屋子染上一层金黄；家门前的大路上，偶尔会有一辆马车或汽车经过，上面传来阵阵笑声；几只云雀叽叽喳喳地落在院子的露台上、电线杆上，然后又叽叽喳喳地飞走不见了。
她拿烟的手传来微微的疼痛，同时也传来了蠢蠢欲动的讯息：她要把这些由阳光与色彩组合而成的瞬间记录下来。
她开始了画画——尽管当时她已30多岁了。
她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绘画学习，也从来没有画家来指导过她。她只在很小的时候，跟妈妈一起画过圣诞卡片。她提起笔、蘸满颜料，不管形式与内容，不讲风格与技巧，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记得的部分，就如同复制一般把它画下来；记不得的，就用想象力来填充。”
关节炎的掣肘下，她的手臂无法大幅度地活动。她的作品通常都只有一个菜板那么大小，更多的还是节日卡片。
她的画是那么幼稚，那么孩子气，就连颜料老板也不屑一顾：“就这？我儿子都比这画得好。”
她可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就这样默默画着，卡片一天一幅，菜板大小的画两三天一幅，“我一直都画不停笔”，一直画到许多年后，两只手实在疼得无法握笔为止。
她一辈子作画无数，但画功没有一点长进，一如她最开始的作品一般简单幼稚。她可能会如同很多人一样，白忙活了一生，留下一堆没人在意的废品，然后默默无名地死去——若不是她遇见了丈夫埃弗雷特。
埃弗雷特
3
埃弗雷特是一个渔民，性情愚鲁，脾气暴躁，大字不识几个。
他跟莫娣一样，都是被上天遗忘的不幸者。他生来被家人抛弃，在孤儿院长大。整个成长过程中，他没有感受到来自世界的半点温暖。
出了孤儿院，他将自己的心打磨成冰冷的钢铁，一切人际的来往，都以利益为联结点，而拒绝缔结任何亲密与信任的关系。
认识莫娣，完全是因为埃弗雷特的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家务。他希望每天做工回来后能吃上一口饱饭，喝上一杯热茶，他想要招个女佣来做这一切。
莫娣来了——她羞愧于做一个无用之人，她想要自力更生。
他们就这样结识了，然后在一起了，“就好像两只落单的袜子”，终于凑成了一双。
埃弗雷特的小木屋
他们的生活很贫穷，所有财产仅为一座十几平米的棚屋结构的小阁楼，屋子里没有供水、供电、供热，仅有三个小窗户，这成为他们所有的光线来源。
这三个光源，成为莫娣后半生看世界的窗口。她偶尔也会出去探望朋友，但因为病痛的关系，她无法走到比60英里更远的地方。
60英里，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她透过窗户，把这个世界割裂、揉碎、重组，翻来覆去地画了又画。每一只飞过的鸟，每一片飘落的叶，每一辆经过的车，每一声倦旅的笑与叹息，都成为画作的新注脚和新生命。
她在画布和纸上作画；没有画布和纸的时候，她就画在木板上、家具上。她甚至直接画在墙上：小鸟、小猫、花朵、树木，填满了墙壁，那单调破旧的阁楼，焕然成为一座彩色小屋。
莫娣的彩色小屋
埃弗雷特对画一窍不通，还时常抱怨她乱涂乱画，不好好做家务。他一心经营他收入菲薄的打渔生意，有时候忙不过来，就忘了给客户送鱼。
这天，一个纽约来加拿大暂住的女人因为迟迟没收到订购的鱼，找上门来。
她看到了莫娣的画。
那些画是那么稀松平常，内容没有大开大合，都是乡间小调的瞬间。但是女人却产生了莫名的感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中，是纯真与生命在闪动。
她问莫娣卡片多少钱？
“25美分。”
她问莫娣画多少钱？
“4美元50美分。”
她买了一大批莫娣的画，然后离开了。
她应该是个艺术圈的名人或者艺术商人，因为不久后——大概在1964年，很多人都知道了莫娣和她的画。他们来到加拿大这个偏僻乡野的小房子前，惊叹、褒奖、购买莫娣的画作。
然后媒体来了，莫娣和丈夫登上了电视和报纸。
再然后，就是尼克松寄来了那封求购画作的亲笔信。
但卖画和名气并没给埃弗雷特夫妇的生活带来改观。他们都是缺乏见识的乡下人，并不知道一幅画的价值。他们基本上是将画按照成本价来卖。
为了让日子好过些，莫娣将作品涨到了5美元一幅。
那时候，莫娣已经61岁了，她和丈夫仍然守在那个不通水电的房子里，夏天忍受蚊虫，冬天忍受严寒，日复一日，笔耕不辍，画着营收只有50美分的画作。
5美元的价格，一直持续到莫娣去世前的三四年。那时候，她因为常年抽烟得了肺气肿；她的脚已不能走出超过一里地的范围；她的驼背更严重了，以至于将下巴挤压到了胸膛。而更严重的是，她的手，几乎已经无法捉笔了。
那几年，她的产出严重下滑，但好在画作的价格上涨了——涨到了7到10美元，杯水车薪的涨幅。
1970年，在一个冬雪的夜晚，莫娣在雪地里跌了一跤，再也爬不起来。
她躺在医院里，望着丈夫埃弗雷特。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这个男人始终眉头紧锁，满口抱怨，常年难得见他的笑容。但就是这个性情执拗且硬的男人，给了她一个家。那个家里没水没电，光线阴暗，空气混浊，空间狭小，但他愿意在寒冷的夜，给她带来温暖；他愿意扛下原本属于她的家务，令她心无旁骛安心作画。
这个男人脾气坏透了，但脾气再好的男人，她也舍不得换——
那是属于她的独一无二的“袜子”。
那个房子也糟糕透了，但世上再好的房子，她也不愿去住——
那是她的60英里，她的整个世界，她的“彩色小屋”。
好可惜啊，自己不得不与他们告别了。
电影《莫娣》海报
4
莫娣去世后，埃弗雷特独自在小木屋里居住了9年。9年后的一个夜晚，他被一个入室抢劫的强盗杀死。
小木屋空下来了，加拿大当地美术馆买下了这座彩色小屋。1984年，莫娣的彩色小屋被修缮完整，成了美术馆的展览项目。
2015年，一名爱尔兰女导演听闻了莫娣的故事，又走访加拿大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就找来演员莎莉·霍金斯和伊桑·霍克，拍了传记电影《莫娣》。
电影《莫娣》大获成功，莫娣的故事和她的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识和普及。
2019年，莫娣的画在深圳、北京等地展出，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些充满“孩子气”的作品。
上个月初（2020年11月），加拿大为纪念莫娣去世70周年，推出了莫娣画作的邮票。
如同大多数画家在死后才能成名，莫娣在去世70年后，终于也享有了她的名头——
加拿大乃至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民间艺术家。
莫娣和她的画
5
我们接触到的大作家、大艺术家的故事，普遍都是直抵人心、激荡心魄的，他们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
纵观莫娣的生平，却是一个反励志的故事。
她接受的教育不多，但她没有想过去提升受教育程度；她没有绘画的技巧，也没有想办法去提升技艺；她偏安在加拿大国界的一个小角落，但她从未妄图去看一看外面那繁华而精彩的大世界。
她如同其他的乡间妇女，只知道夫唱妇随，做好一名妻子的本分；只知道困了睡觉，饿了吃饭，吃饱了看看天，看看海，看看夏花，看看冬雪，然后将所见所闻反馈到画里面。
她从没想过活着为了什么、人生有何意义，也没想过举世成名、指望凭一幅画就能震铄画坛。
她所过的，只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为稻梁而谋，为衣食而生。
但就是这样普通的生活，同样蕴藏着绵长浑厚之力——
她所见只有乡野的宁静，但她心中起了风暴。
这股风暴贯穿了她的一生：只要有一支笔刷，什么贫穷、不公、疲惫、痛苦，通通见鬼去吧！
这股风暴反扑了欲望，令她内心的平静与外界的宁静彼此共振、落笔成画。
这股风暴让所有无聊与孤寂的生活片段，幻化成了画作上的色彩与生命。
这股风暴，无形无影，但是不朽。
《莫娣》电影里，莫娣的朋友请莫娣教她画画。
莫娣说没办法教：
“如果你想画，自然就画出来了。浮生一切，都已被框成一幅画，就在那里。”
生活很平淡，但如果有一刻，你的心中泛起了风暴；如果有一刻，你的眼里出现了那幅画，那就别让风暴停息，别让画面消逝。
“浮生一切，就在那里”，别浪费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