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Neo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03年10月）
张艺谋被誉为第五代最具创造力和最杰出的电影人，他和其他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田壮壮）是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大陆电影带来了国际认可。
陈凯歌、张艺谋
在第五代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要以宣传片为主。第五代导演间接或直接地挑战了现有的体制；为了躲避审查，这些导演巧妙地运用了寓言、象征和隐喻等手法。也因此，第五代导演因其令人难忘的美丽、丰富的文化和多层次的电影语言而受到称赞。
1987年拍摄的《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他的第二部电影《菊豆》（1990）获得了许多著名的国际奖项，包括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金雨果奖和1990年纽约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等。《菊豆》也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0年）的中国电影。张艺谋的第三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在199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五项大奖，并在1992年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
《菊豆》
研究中国电影的学者保罗·克拉克写道，第五代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一种极度矛盾的民族主义」。从第五代导演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极度矛盾的民族主义表现在他们的许多电影中，包括《红高粱》。
《红高粱》是一部深刻质询与寻找根源的电影。这部电影聚焦于民间文化，讲述了「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或者堪称「传奇」，正如电影本身所暗示的那样。
画外音中的叙述者明显的中国背景和匿名身份，似乎暗示并鼓励了对中国传统的普遍、草根性的质疑。事实上，叙述者甚至不确定他的爷爷是谁，不过倾向于相信「我爷爷」（姜文饰）这个角色就是他的爷爷——「我爷爷」是九儿或称「我奶奶」（巩俐饰）的出嫁轿夫之一。
《红高粱》
这个故事或传奇的构建，内核是对中国根源的深刻质询——我们（中国）的祖先是谁，又是怎么来的？对中国根源和起源的质疑也在高粱的比喻中得到了体现——高粱是如何在这个地区（中国华北）生长的？叙述者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它只是疯狂而自然地增长。影片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否定或质疑了中国文化的精致且复杂的概念；唤醒我们更原始的本能。
《红高粱》的回归草根似乎也是一场对肉欲的庆祝。这部电影让人联想到俄罗斯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汀关于狂欢的许多观点；本质上是回归到基本的生理需求，比如吃喝拉撒、做爱和生育。 从 影片 一开始，轿夫们的身体和身体机能就在毫不掩饰的镜头中得到了描绘，他们赤裸、 汗涔涔 、沾满灰尘的躯体，挑逗而又有力地 抬 挤着新娘的轿子。
整部电影中，男人们在不同的状态下赤裸着劳作；举例来说，在酿酒的场景中，男人们只穿着腰布，当九儿即将出现时，他们才被告知要适当地遮盖自己。而《酒神曲》的段落简洁地概括了对肉体的颂扬，影片中的人物也显然让人联想到尼采对酒神精神的颂扬。半裸的男人在对酒神的崇拜和吟唱中醉倒，展示着他们的阳刚气概：
喝了咱的酒
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
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杀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磕头
但是庆祝肉欲的最粗俗的例子是「我爷爷」往酒桶里撒尿；奇怪的是，这反而生产出了这家酒坊有史以来最好的酒。这清楚地说明了「我爷爷」的阳刚之气。
《红高粱》中所描绘的阳刚之气与传统的（甚至是柔弱的）、优雅、有修养、有知识的中国男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形象与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科举考试有很大关系。《红高粱》展现了一种比传统的封建中国更深层、更真实的寻根之路，那曲高歌大胆地回响着：「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这种对传统的尖锐攻击，不仅可以从上述看似顽劣的唱词中看到；更尖锐的是关于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的寓言，他代表着中国过时的封建和宗法制度——无能且无效。
当我们看到九儿被迫嫁给一个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以换取一头骡子时——她勇敢地质疑她父亲的爱，甚至谴责他如此残忍无情的行为。九儿不甘命运捉弄，拿了一把剪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幸运的是，他们的婚姻未能成行，这位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神秘地去世了。
叙述者相信「我爷爷」应该对他的死负责。而九儿却把自己交给了「我爷爷」，「我爷爷」把她抱到了高粱地里，用野生高粱为她铺了一张床——这理应就是叙述者的父亲的出生地。这部电影公然批判了中国无效而压抑的封建和父权制度，大胆地唤醒和召唤我们的真实感受和原始本能。
影片中所呈现的景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根。在此之前，中国导演通过典型的南方景观——流水、树木、耕地和舒适的居住环境来代表中国。然而，《红高粱》却颠覆了这一传统，故事发生在崎岖不平的高密东北乡，也是原著作者莫言的家乡。
与南方截然不同的是，莫言将东北乡描述为「世界上最美丽和最令人厌恶的地方，最不寻常和最普通的地方，最神圣和最腐败的地方，最英勇和最卑鄙的地方，最酗酒和最深情的地方……」
张艺谋刻意选择了这样的恶劣环境来拍摄这部电影，挑战传统观点以及关于中国根源的既定观念。《红高粱》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之一出现在影片的最后一段，我们看到「我爷爷」和叙述者的父亲的裹着泥巴的半裸身体处在一堆尸体之中。
在策划伏击并歼灭日军之后，「我爷爷」和他儿子（即叙述者的父亲）是影片末尾仅有的幸存者——这两个人物的真名从未揭晓，我们只是笼统地得知，他们是无名叙述者的父亲和爷爷，是中国人民的符号性象征。
沾满泥浆的裸体和摇曳的野生高粱的最后画面——伴随着歌颂九儿的民歌和原始的鼓声——告诉我们，影片中人物的生存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取决于他们能否摆脱中国文化压抑的桎梏，回归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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