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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勃兴的“婴戏图”,竟是血腥战争下生育政策的产物?

【宋】苏汉臣《冬日婴戏图》(小孩手持火焰军旗)

儿童,战争?两者因何事相连?

游戏。

大多数孩子,都有过骑马打仗这类游戏的经历。

两者看似极度遥远,但从竹马到战马,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却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毕竟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没有孩子,哪来的战士?

竹马游戏堪称是孩子认识战争的启蒙。

可我们如果纵观中国艺术史里的儿童,一件有趣的悖论出现了。

理论上说年代越近,流传下来的画作越多。

但就中国画里的儿童题材作品、也就是所谓“婴戏图”来说,原本只是作为人物画背景的孩子们,却突然在宋朝时占据了舞台中央成为主角。

苏汉臣《婴戏图》

宋朝人有多爱婴戏图和相关的艺术品?

不仅婴戏图名家辈出,甚至有专门的画论来提供理论支撑。

放眼现存的艺术品,即便是过了千年,宋朝的婴戏图也堪称是同类题材里:

艺术价值最高,

传世数量众多。

乃至以婴孩为主题的工艺品,也大多奉宋朝为最,比如下面这件国宝文物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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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孩子,为什么在宋朝人眼里是幸运与福气的象征?

婴戏图为何唯独在中国文艺巅峰的宋朝勃兴?

咱们今天啊,就穿过这一纸婴戏图,来管中窥豹那大宋朝的孩童与战争。

《冬日婴戏图》

小孩难画吗?

如果您有学习绘画的经验,或是到美术教室里转转,您就能发现,从专业技法角度画小孩挺难的。

至少让孩子乖乖坐那保持不动的姿态,就已经难度极高了。

而拿起画笔,面对孩子那稚嫩的面孔、圆润的皮肤,也就是俗话说的“没长开”,该如何形神兼备的画出孩子的面容和体貌特征?只怕稍有不慎,这孩子就没有“孩子气”了。

像宋朝官方的艺术指导《宣和画谱》里也这样说画小孩之难:“ 形貌态度自是一家, 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 髫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 则失之于似妇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

但有宋一朝,既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巅峰之一,却又诞生了众多高水平的画高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回望艺术史,作为表现儿童题材的绘画,婴戏图历史久远但始终不是画坛主流。

至少在宋以前的人物画里,儿童主要是作为成人的陪衬存在。

《货郎图》(注意货架上兵器玩具占据多数)

但到宋朝,纯粹的儿童画却被宋画画家们创作至巅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题材之一,孩子们在画面中开始独挑大梁。黄宾虹在《虹庐画谈》概括到,宋朝的画家们选题风格可以概括为“一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

直至今天,我们依旧能在许多民俗版画、年画里看到宋人创作留下的痕迹,比如“莲花孩童”,比如“连年有余(鱼)”、跟孩子相关的货郎图,乃至一系列相关的工艺品。

只是它们太过常见,很容易忽视这些换了新花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俗物”,其实是流传了近千年的老面孔。

概括来说,宋人笔下的婴戏图,既高度写实,因此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常见的采荷、骑竹马、抓蝴蝶、荡秋千、捉迷藏,乃至玩当时极为风靡的傀儡。因此,这些图像也堪称是宋代文化的切片图,平凡生活中的一张快照。其细节之真实,甚至可以从其中的植物、景观中推算出各张画所表达的节庆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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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汉臣的《五瑞图》

比如这张苏汉臣的《五瑞图》,看似有老有少还有鬼,但其实是五个小孩在院子里舞蹈嬉戏。他们脸上啊,都是大人们在巫傩仪式上戴过的面具。为了祛除瘟疫和邪鬼,宋人对巫傩之术极为热衷,一年四季都有摊仪举办,但尤以冬季最重要,也就是“ 大傩”。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王朝而言,孩童都是未来,都是最宝贵的财产,宋朝当然也不例外。

为何唯独宋朝在文化层面上有如此多的婴童相关文艺创作呢?

《婴戏图》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但这一现象的突然出现,也绝对不会是自然的闲人娱乐。

鉴于宋朝皇室对文艺风潮上登峰造极的掌控力,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婴戏图的勃兴、乃至婴孩相关题材艺术品的风行,其实是一件由上到下、由外到内,宋人要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导致的结果之一。

自打诞生起,与汉、唐、明、清这些大一统朝代相比,宋朝既先天不足(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以文御武、强干弱枝、虚外守内等政策),又不得不轮番与契丹、女贞、蒙古这些势均力敌的强敌长期斗争。

血腥的战争,如同绞肉机一般绞杀着宋朝的人力物力。因此,宋朝格外注意对人口的动员、发掘潜力。乃至出台一系列政策从国家层面鼓励生育、扩大人口基数以便于征兵、抽税,并掀起民间私塾教育之风以提高人口的质量,甚至将出台专门的KPI,把人口增长数量拿来考核地方官员:“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苏汉臣《开泰图》

这些政策有多细致呢?咱们举例来说:

对于贫穷家庭,绍兴八年由高宗亲自下诏出台“胎养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也就是说,但凡妇女怀孕而家庭困难的,由政府出钱补贴。同时,在妻子怀孕第五个月时,可以前往官府登记,这样孕妇的丈夫不但能免除一年的徭役,也就是宋朝陪产假,还能享受减税等一系列优惠。这跟现代政府鼓励生育的操作如出一辙。

对于弃婴问题,在宋崇宁元年,由赵佶下诏 “遗弃小儿仍雇人乳养。”到了七岁还在收养院,“应居养人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 钱十文省, 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 小儿并减半” “有孤遗及小儿并送侧近居养院收养, 候有人认识及长立十五”。也就是说,弃婴如果运气好,可以享受直到十五岁的抚养政策,到了15岁去或者留悉听尊便。

《傀儡婴戏图》宋 佚名

等到碰上灾荒,饥民流离贩卖人口,政府还会以公费赎买幼童,并送给当地的大户人家作为义子。

除了政策,在人口问题上,宋朝也不止有居养院,还有慈幼局、慈幼庄、举子田、举子仓等实打实的机构作为保障。

特别是“靖康之耻”发生后,战败、亡国带来的耻辱情绪、文化存亡的焦虑感,让旨在提高人口质量,培育尚武精神的民间私塾开始在南宋朝野兴盛。

可以说,在宋朝人眼里——人,绝对不是所谓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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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内因。

在宋代,婴儿的夭折率相当高。哪怕是皇室子孙也不能幸免。根据统计,宋朝前前后后共有182个皇子公主,除了宋度宗的二个儿子在战乱中身亡外,其他因自然原因夭折了82人,近乎一半的数量。到了南宋,前六位帝王中更是有三位无子,帝位不得不由养子继承。这样,求子问题,其实是贯穿于宋朝皇室的,这自然会影响到宫廷画家们的创作风尚。

再放眼民间,宋朝百姓们的孩子想要长大成人,困难只会比皇家子孙难上加难。

这样,由外部战争引发的存亡危机感,再到从上到下引发的求子风潮,我们从这两个片面的线索,也不难理解婴孩相关的艺术在宋朝的流行。

当然,还要考虑宋朝是一个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高度发达的时代,民间私塾教育的普及,让礼教伴随着日常生活。而科举制度的完善,也让前朝延续千年的世袭门阀官员制度缓慢解体,家庭组织由早期的姓氏血脉,转变成了以父母为核心的小家庭“望子成龙”。这样,子嗣、孩子就成了小家庭奋斗的希望。

《百子图》宋 佚名

同时,在经济上,宋朝也堪称是历朝历代经济上最繁荣时期之一。物质条件的富足也使得人们更加信奉“多子多福”、“重养男丁”的观念,以便子嗣传承家业,像苏轼《贺子由生第四孙》诗中所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而宗教层面,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也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道教里,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也就是说,婴儿是大智慧的象征,代表天人合一,无欲无我。

在佛教中,亦有“极乐化生”的说法。每当虔诚的信徒们功德圆满,便可在去世后前往极乐净土,最终于莲花中化身为童子。

而在民间工艺美术中,因为莲花的“莲”跟“连”同音,因此百姓喜欢用“连生贵子”来祈求多尔多女。同时,在荷花中,莲蓬又藏有数量众多的莲子,荷花莲蓬也就在民间成为“百子”的象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婴孩与莲花的年画、民俗画,其实都来源于这一千年前就已经被发扬光大的传统。

鉴于婴孩在宋朝社会中如此独特的地位,人们也普遍把孩子当作吉祥的象征、福气的化身。

毕竟,在如此高的婴儿夭折率中,孩子能闯过鬼门关存活下来,确确实实是件很幸运的事。 因此,宋朝的许多的重大场合、节庆仪式中都会出现孩子们的身影。

像北宋的熙宁年间,天大旱,饿殍遍野,流民盈塞。为了缓解旱情,宋神宗下诏组织京城的儿童来求雨,“令坊巷各以大瓷贮水,插柳枝,泛蜥螺, 使青衣小儿环绕呼:‘蜥蜴晰螺,兴云吐雾,降雨滂沱, 放汝归去!”。最终,这场旱情成为王安石黯然罢相的导火索,熙宁变法走向失败。

当然,婴儿孩童能够安然成长,乐享童年同样也是统治者政治清明的体现。婴戏图有了如此多的吉祥寓意,画家们创作出来还能顺便还能逢迎上意,可谓是从上到下、从朝野到民间都有市场。宋代儿童题材艺术的勃兴,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