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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将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作为瑞典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的关键因素。
Dagens Nyheter和Ipsos投票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自三月份开始调查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担心医疗保健负担，五分之四的受访者（82％）表示担心。
此外，有41％的人表示，他们担心政府不会采取足够的措施应对疫情，而10月份的这一比例为31％。
对导致瑞典对疫情做出反应的瑞典公共卫生署信任的比例，从10月的68％降至11月的59％。
但这不是自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6月，有58％的人表示对瑞典公共卫生署充满信心，低于4月份的69％。
记者理查德·米尔恩（Richard Milne）在上星期四公共卫生署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国家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因信任下降而受到质疑，而信任下降是因为确诊和死亡人数在上升。
“我认为你必须假设，当情况恶化时，对所有不同类型权威的信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下降。我认为它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上并且在那个水平上相当稳定，特涅尔说：“如今，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那样看到任何公开的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这种信任仍然存在，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持这种信任。”
当被问及他们对特涅尔本人的信任时，有65％的人说他们对特涅尔有很高的信心。这个数字虽然低于10月的72％，但仍高于6月和8月的60％和64％。
记者理查德·奥兰治（Richard Orange）还就瑞典媒体关于公共卫生署与政府之间裂痕的传闻对特涅尔提出了质疑。在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独立于政府，而公共卫生署主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府负责做出相应法律的变更，包括例如有关酒类售卖或公共活动的法律。
特涅尔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说：“有关政府与机构之间裂痕的所有传闻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之间的对话非常密切，信任度很高。”
奥兰治询问了最近几天的多次新闻发布会，这些新闻发布会有时导致来自不同来源的不同信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宣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八人以上聚集的禁令，当时内政部和特涅尔最初就是否包括电影院给出了不同的信息。
特涅尔在上星期四说：“我们希望我们能从不同来源获得信息。我想说，政府与不同机构之间的对话非常密切。” “我们现在处于许多措施需要由政府决定的阶段，因为它们是法律措施，因此，政府需要尽快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