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民以食为天。意思是，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是天下第一的问题。一个朝代，只有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才能够坐稳天下。这个道理是被无数个历史所证明，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明朝的时候，由于文官集团把税收负担全部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普通人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最终明朝于1644年被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周礼》上说：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古代没有杂交水稻，一亩地出产的水稻也就是几百斤，而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要吃的谷子也需要150斤左右，而古代人多有4个孩子，还是男孩居多，所以吃也得吃200-300多斤的样子，而一般的农民靠着几亩地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国家也只能通过三年的时间积聚一年的粮食，三十年的风调雨顺大概可以给国家储蓄9年的粮食，保障粮食供应。
但是三十年的集聚，三十年的风调雨顺，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除了自然条件的不稳定，人们还必须面对“人祸”，因为战争爆发的频率在历史上也就是几十年而已。比如乾隆末年距离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仅仅只有50几年而已，而乾隆出生的时候距离南明灭亡也不过50年左右而已。
1961年，不久前我国刚刚结束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人民刚刚从动乱当中脱离出来，可是天不遂人意，老百姓本想就此过上安定的生活，却遭遇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那时候国库还刚刚才建立，里面也没有什么储粮；老百姓刚刚分到了土地，又哪里有什么余粮呢？好在这时与我们关系很好的苏联表示愿意借给我们百万吨粮食，却被拒绝了，为什么？
原来，苏联的这番好意最终被我们婉拒，倒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朋友的好意有误解，而是因为翻译人员把他们的信件翻译错了一个字，使得我们不敢去接受这样一番好意。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刚刚建立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帮助和援助，因此与我们关系较好的苏联从1949年起就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
当然了，这样的帮助也不完全是无偿的。古人云：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们之间并不是“亲兄弟”，是一时之间的结盟呢？所以在前面的一些帮助当中，“好朋友”也给我们设下了不少磕磕绊绊，而我们对于援助的事情，也是采取有选择性的接受。但是这仍然给当时的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使得我们通过了几年的时间，发展出来了工业体系。
1952年，正是我们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上级的指示与下级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偏差，尤其是在农业上。当时上面极少数的人坚持给群众写信要合理密植，不要完全按照专家和官员的指令来做，但是这样的信件却很难发出去，人们被下级执行者鼓动大量的密植，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
加上底层生产的小指挥者也有拿老百姓粮食的现象，导致当时的农村粮食生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极少数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心，但是他的命令却大多被间接或者直接的否认了，下面的人既不能保证粮食足量生产，还过于乐观的估计粮食情况，让人们大吃大喝，这样的状况，终于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集中爆发了恶果。
粮食歉收、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顿时陷入了困境。农村的人有主粮吃主粮，没有主粮吃粗粮，没有粗粮吃杂粮，还没有就上山吃树叶、树皮；城市里的人更加危险，人口多，又没有别的渠道搞到吃的，一旦最底线粮食保证不了，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当时我们也想到了苏联老大哥，苏联老大哥也想到了我们。
于是赫鲁晓夫就粮食问题给咱们发了一封信件。翻译部门是这样翻译赫鲁晓夫这封信的大义的：赫鲁晓夫要贷款给中国百万吨粮食和百万吨蔗糖。这下中国当然不肯借了，咱们刚刚从苦日子当中走出来，就向别人借贷（关键还没说清楚利息），以后哪里还有好日子过呢？于是我们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只接受了100万吨蔗糖。
年底的时候，更专业的人士再一次打开了这封信，却发现“借贷”这个词翻译的很不准确，因为人家是写的“借”，而不是“借贷”，但是大国说话无戏言，此时再去问人家很明显就不合适了，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买粮食了。后来，我们农村开始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粮仓，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