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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近期载文称，在拜登的团队中，民主党中间派人士正在酝酿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具体可以划分为“修复派”（restorationist）、“改革派”（reformist）和“进步派”（Progressives）三个派别。
文章指出，拜登不能在外交政策中简单地依靠专家治理。他必须考虑一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团队做出的战略选择，并且他必须做出与美国和世界各地当下的政治相协调的重大选择。
在拜登的团队中，民主党中间派人士正在酝酿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但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修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
“修复派”主张实行与奥巴马时期大体一致的外交政策，主张以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对冷战后秩序进行精心管理。他们不希望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且对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及其他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寄予厚望。他们支持拜登提出的旨在恢复民主和鼓励合作的“民主峰会”的构想，但对民主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持谨慎态度。他们赞成重返伊朗核协议，并打算继续发挥美国在中东的传统作用。他们通常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并拥抱全球化。
“改革派”认为，要应对特朗普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的潜在力量，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改变。相比于“修复派”，他们更愿意承担一定范围内的风险，并且更愿意接受与竞争对手和部分盟友的摩擦。他们将美国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希望利用对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影响力，达成一项取代伊朗核协议的新协议，并在总体上减少在中东的介入。他们主张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革，重点包括国际税收、网络安全和数据共享、产业政策和技术。
“进步派”认为，外交政策应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削减国防开支，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军事化。但他们也希望对全球范围内专制主义的兴起予以反击。拜登的几位顾问，特别是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还与进步派人士进行了接触。而今，关注美国国内政策的进步派人士可能成为拜登经济议程制定的推手，而关注外交政策的进步派更可能扮演反对者的角色，在对华政策、伊朗政策以及国防开支等议题上施压。
文章称，拜登应将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视为资产，并积极创建一个能够推动更广泛外交政策辩论并避免思维趋同的团队。同时，拜登也需要积极管理不同的观点，以学习奥巴马为起点。拜登也可能无意中在团队中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奥巴马世界观”，除非他有意决定走另一条路。“恢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的基本假设和政策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受到压力测试和评估。拜登需要做出各种战略选择，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领导人，他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对这场辩论做出裁决。
本文摘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文章The fraught politics facing Biden’s foreign policy，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编译：康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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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专家：民主党中间派正在酝酿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