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其他选择，为什么王小波毫不犹豫选择去云南？
1968年，全中国都在狂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王小波也成了运动中的一分子，他去了云南。多年之后王小波如何看待这件事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件货物。所谓货物，就是别人安排你干什么，你只管干什么，他并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或者征得你的同意。因为17岁的王小波，某一天就被撞上了火车，火车把王小波送到云南。当然，他对此倒没什么多大的怨言，只是内主深处，油然而产生了一股行货的感觉。
事实上，王小波当时是可以选择不去云南，他可以跟着他的母亲宋华去安徽干校，他母亲也希望带着他。在她的眼里，王小波虽然非常顽劣，放鞭炮差点把房子都给烧了，因为王小波从小身体就不好，一个人去云南，家里人都放心不下。只是王小波坚持去云南，谁也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据说王小波为了去云南，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样的句子，以表达自己一定要去云南的决心。
家里人都觉得非常奇怪，全家总动员聚在一起讨论，王小波为什么这么执着去云南，王小波的姐姐甚至请假回来，要打消王小波去云南下乡的念头。然而，他们全家想尽了一切能用的办法，对去云南的后果也做了大量不好的预测，始终找不到具体原因，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最终谁也没有办法劝服王小波。
王小波，最终还是排除一切阻挠只身去了云南，后来王小平回忆这件事，猜想王小波执意去云南，可能是内心存在着那种浪漫情怀。迷恋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风光，这种因素让王小波充满了幻想。
大院里面那种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生活，让王小波一点都不喜欢，他曾把大院里的干部称为“烫面饺子干部”，如果跟着母亲到了干校这种环境，整天与那些充满市民气的人群混在一起，自己肯定会受不了而发狂的。
其实王小波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写作的时候他会用披头士的歌吵吵自己的耳朵，因为那些歌让他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尽管是多灾多难的，却有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想着改变社会，把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王小波也有这样的情感，所以对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他仍旧很仰慕和怀念。
王小波在云南过成什么样的形象？也酝酿出《黄金时代》的素材
尽管王小波去云南之前，对云南充满了期待，去了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他发现这里原来是如此的苦不堪言！他还因此给家里写了信，诉说这里的辛苦，但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他到了云南，就休想离开那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离开只能有三种途径：一是探亲；二是病退；三是悄悄溜回去。前两种方法最好，但王小波没这个资格，后一种办法他虽然可以尝试，但危险系数极高。云南和北京隔得太远，中间有三条大江，游泳的话，江里水流太急，任谁也休想游过去。
在那些云南老乡的眼里，王小波是这样一副形象，高高的个子，脑门重重的，走起路来歪着个脑袋，脚步一拖一拖的。王小波自来就是这种样子，非常自由散漫和随性。后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导师许倬云聊天，在办公室里也是这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东倒西歪的，有时候甚至还会把脚搁在桌上。不过他的导师许倬云没说什么，因为他的脚也搁在桌上。
在当地，王小波还有一个叫“野牛”的外号。这种动物是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不知道王小波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外号，可能是他五大三粗的体型让人联想到了这种动物；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小波常常打架。其实他一般不主动和别人打架，但是他的朋友和别人打起来，他往往会第一个冲过去帮忙。小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帮凶”的，有一次王小平打架时被人按倒在地，活像一个动物标本，就是王小波出手帮他解围的。
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乡说，王小波不爱跟旁人讲话，不大搭理人。我们知道，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他不讲话是因为他信不过当时的那个语言环境。从小时候开始，王小波就一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老师说他焉，他也特别赞同。私下里，王小波就没那么沉默了，譬如和他那些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说有笑的，常常妙语连珠，以至于别人说他的话有不可复述性，但在公开场合，他就会闭口不说。
在当地老乡的印象里，王小波除了沉默寡言之外，还特别的邋遢了。因为王小波从来不洗衣服，他就把穿脏的衣服不经过洗涤，就直接挂在门外，一直晾着，等到需要穿的时候，直接穿上去。就这样反反复复穿上好几个轮回。而原本是白色的衣服，能被王小波穿成黄色，最终再穿成黑色，可是王小波居然毫不在乎，还穿得下去。当地的老乡说，北京的知青里，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脏的了。那时候有一个叫段炳芹的老职工，见此情形大受刺激，曾忍不住每周给王小波洗一次衣服。
对于爱清洁的人来说，这种事可能无法接受，但我们还是能理解他的，因为一个专注于精神世界的人，对现实生活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忽略。王小波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用的东西也经常被他随手扔到床下。他的褥子下面被他扔满了东西，甚至还有锤子、钳子等工具。他就是在那张床上睡觉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不嫌硌。
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黄金时代》，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很多人因此认为那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还能说他在云南有个当医生的女朋友，小说中描写他们做爱的情形，都是真的。但其实这不是事实，去云南的时候，王小波才17岁，用现在眼光来，17岁的男生完全可能发生那些疯狂的事情，但在上世纪60年代，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想都甭想。况且山上15队也没有小说中描写的女医生，只有两个男医生。尽管王小波后来做过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自己是异性恋，必不会和他们发生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感情。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王小波非常困顿。一米八四的个子，要撅在水田里插秧，并且一插就是一天，这几乎让他的腰都累断了。在《黄金时代》里面，主人公也有腰疼病，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其实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没办法，他已经来了云南，又走不掉，所以只能咬牙忍着。
在作品中王小波并没有把云南的艰苦生活全写出来，他只写了一点，如果把自己经历过的全部写出来，是非常可怕的。在他写到的那部分中，他讲自己曾在云南偷农场的菠萝，一脚踩进蚂蚁窝里面，他的两只脚都有水田脚气，趾缝里烂得没了皮，那些蚂蚁一起咬他，像乱箭穿心一样疼。此外他还对他朋友说过，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
云南的那段经历把王小波的理想主义，冲洗得一干二净
去云南之前，王小波是非常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后来王小波自己的话说，那可是他一生最善良的一个阶段。只要他的哥哥王小平，不留神说了一点不太革命的话，王小波都会显得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指责他的哥。
但是到了云南没过几个月，他原本所具备的革命道德，就被洗得一干二净，甚至开始有偷鸡摸狗的行为。有一年他们所在地的花生害了病，导致颗粒无收，其结局就是他们一群人一整年只能吃生菜，伙食差得让人无法忍受。因此，王小波就和其他知青去偷老乡的鸡，却被老乡逮住，被捆了起来，当众狠狠地批斗了一阵。
还有一次，王小波因为用牛的事和当地青年打了一架，把人家的眼窝都给打青了。他因此受到惩罚，足足被批斗了一个星期。后来，如同《黄金时代》的王二那样，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加在王小波头上，这些事情无论王小波干过还是没干过也被赖在他的身上，像偷鸡摸狗、蒙混老乡、打架斗殴等，全推到了王小波身上，王小波因此被罚去扛两百斤重的麻包。
王小波在云南经历的痛苦，和他同去的那些人都感同身受，王小波曾问起过和他一起去云南的萧林，为什么当初放着干校不去非要来云南？他的回答和王小波想的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外国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觉得云南那么浪漫的地方简直美极了。可结果去了之后他们都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了，有些同学对那里的生活实在受不了了，就越境去缅甸当了缅共人民军，哪怕死去，也要轰轰烈烈一回。
王小波当时也面临着这种选择，没人让他去缅甸，那些去缅甸的人，也同样没人邀请，他们完全是自发过去的，甚至王小波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也过去了，这让他很受刺激，觉得是不是自己也该过去。在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一心想着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一天晚上，王小波边抽着香烟边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去。
后来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王小波十分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当时大家共同的目标，所有的有志青年都这么想，但王小波觉得，这件事很不符合逻辑。第一，自己也不认识那些所谓受苦的人，与自己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第二，那些受苦的人也没说让自己去拯救；再说，王小波认为自己都是需要拯救的人，哪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拯救别人呢？因此，最终没有去成。
被诱发的创作冲动，《黄金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云南的这段经历，在王小波的整个文学生涯是至关重要的，不仅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正是在云南，让王小波第一次有了创作的冲动。
实际上王小波从小就喜欢看书编故事，小学五年级作文还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说明了他有写作能力，但是那些时候他都没有开始写作，一直到王小波去了云南之后，才开始尝试写作。
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王小波写到了当时在云南的感受：
“我17岁到云南，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面往四下看，四处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拂过。”
于是，他觉得应该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在某一天晚上半夜里起来，悄悄走到窗前，借着月光，用一支蓝水笔写在镜子上，写了后又涂掉，涂掉了再写，一直写到整面镜子都变成了蓝色，才停了下来。
1980年的时候王小波小说《地久天长》，发表在一本名为《丑小鸭》的杂志上，小说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讲述了“文革”时期三个知青在苦难生活中的友情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小红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勇敢率性、聪明纯真、生机勃勃、充满自信，文中形容她“像光明一样”，后来她却得了脑瘤，不幸去世。当时杂志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还给小说配上了一篇评论文字，但可惜的是，小说发表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82年的时候，王小波开始写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篇小说同样也是写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没有人知道他为这个小说修改过几遍，只知道王小波是为了创作这部小说，花了大量的精力。在王小波的眼里，一部小说写得好坏，关键还是看作者是否愿意投入精力去完善。
后来小说写成了，他也感到很满意，跟别人提起这部作品的时候，连谦虚都忘了，说自己写得很有境界，随即又笑说，他好像是在夸别人的作品，这么没节制！
尽管云南的经历可能为王小波的创作提供了帮助，但对于去云南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好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化成坏的，坏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能转化为好的。王小波倒是同意这一点，但并不能说，坏的事情就是好的。王小波举例说，好比有个问题少年一脚把瞎子踢下楼梯，那瞎子因此重新见到了光明，这结局固然是好事，但把瞎子踢下楼，这从本质上是不能干的事，将人踢下楼的问题少年也不能因此被看成好人。
这就是王小波，我也总认为书中放荡不羁的王二或许就是王小波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