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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美国、欧洲等地还深陷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新冠疫情的泥潭之中时，中国却传出一则好消息——随着贵州省9个贫困县推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
这件事情在国内似乎并没有掀起多大的热度，但是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众多海外学者的评论中，来自斯里兰卡的学者莱克斯曼·西里瓦德纳的评论引人深思。他表示，所有存在绝对贫困群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都应学习中国的脱贫经验。
等等，发达国家也有“穷人”吗？还真有。就连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在疫情的冲击下，目前也有3500万人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超过50%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在因未来几周能否负担得起食物开销的问题感到担忧。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更不用说。
不过，与美国的“穷人”不同，在高福利制度之下，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的穷人却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房租1块钱，食品免费供应，“废材天堂”：德国
与我们对“穷人”的传统认知不同，德国的穷人其实并不缺钱。在德国，个人收入只要低于全国平均收入的60%，就会被归入“穷人”的行列中。有数据显示，人均月收入只要低于1035欧元（约合8110元人民币），在德国就是“穷屌丝”了。
由此可见，在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想摆脱“穷屌丝”的称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在福利制度之下，不少德国“穷人”却一点都不想摆脱“穷屌丝”的称号。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不过看看德国“穷人”的待遇，或许就可以理解了。
从其涵盖的领域来看，德国的社会救助可以说完全渗透到穷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而在各种救助金中，失业救助金最为典型。
对于失业人员的救助，德国一点都不吝啬。在德国，如果夫妻双方失业在家，并育有2个孩子，那么每个月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约2000欧元的各种补贴。
如果出去工作自力更生，会不会有更多收入呢？那可不一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每小时至少要挣到10欧元才能达到原来吃救济金的水平。
既然失业能得到比工作更多的钱，那么为何不老老实实躺在家里等救济金呢？因此，在德国穷人们心中，“战略性失业”已经成为了最优选择。
此外，对于长期失业的人来说，政府还有其他优惠政策倾斜，包括给予住房和暖气补贴等。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每年每套房间的租金不到1欧元，专门租给穷人和流浪汉。
更贴心的是，德国还有国家食品银行组织，称为Tafel。该组织旗下有940多家“食品银行（food bank）”，专门为那些可能挨饿的人提供食物。
不用工作也能获得“包吃包住”的待遇，甚至还有高于工作收入的补贴可以拿，干嘛还要“吃力不讨好”去工作呢？
因此，在高福利制度下，德国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懒汉，慢慢成为了“废材天堂”。在前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甚至还成为难民们的最终目的地之一，可见其福利制度有多吸引人。
高福利之殇——以希腊为例
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对于降低贫富差距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在瑞典，年薪最高的100名企业家与工人的平均收入比例约为13:1，而在经过税收和福利制度的调节之后，这一比例实际上可降至5:1，可见福利制度的作用。
然而，凡事都有个度，像德国这样矫枉过正，在高福利之下，有工作能力的人不愿意工作，导致该国劳动力越来越缺乏，很多企业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引入劳动力，长此以往，势必将损害该国经济的发展。
不过，要说受高福利制度的“坑害”最严重的国家，可能非希腊莫属了。
2009年底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人们发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指向该国的高福利制度。
因为在高福利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加入工作，反而躺在家中吃救济金，这一方面导致政府的税收下降，另一方面又导致其支出增加，久而久之，势必“坐吃山空”。而相比于德国等财力雄厚的国家，希腊等“欧猪五国”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曾表示，少工作、高报酬和更好的社会福利吃光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不理智的国民的“绑架”下，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来填补财政赤字，而由于国家偿债能力不足，最终希腊等国把自己玩破产了。
而在经济学家的眼中，高福利制度还将损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表示，任何人花自己钱的时候，都不会像花别人的钱那么大手大脚。因此，为了确保自由市场有效运转，“福利国家论”主张的“平等”不应得到满足，而应当保持“不平等”。
对于执意要实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弗里德曼认为它们终将吞下2大苦果。其一，这些国家都将面临财政危机，就像“欧猪五国”一样；其二，这些国家将面临自由和解放的丧失。
第二个后果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却并不难理解。因为在高福利国家养懒汉，跟在农场“养猪”的区别并不大。长此以往，这些人根本谈不上自由和解放。
欧洲发达国家为什么仍坚持高福利？
既然高福利制度的负面影响这么严重，那么为何包括德国在内，众多欧洲发达国家仍坚持高福利呢？这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
其一，福利政策早已成为执政者赢得民心的工具。
目前的欧洲高福利制度，建立于二战后。当时，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都想展现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开始在文化、教育、医疗、艺术和体育等多个领域展开竞争。
为了打击对方的士气，提振本国的信心，双方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也频频增加。最后，财力更雄厚的西方国家赢得了竞赛，但是同时也为本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高福利这颗“定时炸弹”。
难道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政治精英们就不知道本国经济中存在的弊病吗？显然不太可能。然而，任何一个想要对本国福利制度进行“刮骨疗毒”疗毒的政党，最终都难逃被国民赶下台的命运。
以德国为例，2003年时任该国总理的施罗德就曾试图实行改革，并推出了“2010议程”。新的方案本质上是为了“不养懒汉”，因此对失业救济进行大幅削减。
其中最“狠”的一点是，该方案规定，任何拒绝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的失业者，受到的补贴将会按一定的比例削减。这一方案的实施，不止大幅降低德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令该国的失业率逐步下降。
然而，被高福利制度惯坏了的德国人民，却看不到这一好处，他们看到的只是自身的利益受损。因此，“罪魁祸首”施罗德在2005年的政党选举中，几乎毫无悬念地败选，同年11月，他就退出德国政坛。
另外，该改革专案小组的主席皮特·哈茨也在2005年遭到起诉，原因是其在担任大众汽车董事期间曾贿赂他人，最终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
虽然下场没有商鞅那么惨，但是也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了。
其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
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会触及各大利益集团的“蛋糕”，因此，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并不比民众小。在德国的高福利制度改革中，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也是不可忽视的。
最初设计福利制度时，为了避免政府的低效和不透明，德国将其救济工作交给私营机构。然而，由于私营机构的收入取决于救助者数量，救助人数越多，政府的补助也就越多，而私营机构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在私营机构眼中，福利制度慢慢变味了——变成了私人盈利的工具。
然而，本国总人口毕竟有限，这些机构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就需要更多的“客源”，而从中东涌入的难民，也开始成为私营机构“把蛋糕做大”的重要“材料”。
因此，德国此前曾打算禁止难民入境，就难免动了这些机构的“奶酪”，最后在各大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该政策也就不了了之了。禁止难民入境都成为难题，降低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福利制度也有“向下粘性”。
“向下粘性”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提出来的观点，原意是工资或价格很难被下调。对于欧洲高福利制度来说，显然也是如此。
在与苏联一派的对抗中，西方国家最终赢得了胜利。不过，竞争对手虽然已经垮台，他们给予国民的福利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为这已经不止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感，甚至对于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权利，甚至是一项“人权”。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手中还握有对执政者的“生杀大权”。因此，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政治精英们，虽然深谙本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如今积重难返，就算有人想要解决，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 | 陆烁宜 题 | 凌明 审 | 陆烁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