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将自己裹在言辞之网中，只能看见别人思想反映出来的事物的朦胧影像。——哈兹里特
"书虫"一词出自于《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指喜欢书籍并沉迷其中的人。书虫一般皆是出自于文人，但诸如此类人，大抵只能从别人的思想看出所反映事物的模糊影像。
历史上，能够用文字来戳穿时代之阴暗的学者少之又少，他们往往都会成为悲惨世界的行刑官，能清晰、彻底地将充满晦暗的世界剖解开来，让后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处的社会的阴暗之处。鲁迅便是这样一位先行者。
鲁迅之于中国，是一位名声响彻世界文坛的伟人，更是一位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勇士。他所作的杂文作为"批判武器"，常被后世作家所用，只因其极具自由性、现代性、战斗性以及批判性。
出自于他手中的杂文更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囊括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等各方各面的知识。
他于1927年所发表的《小杂感》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懂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事实确实如此，大多数人便是憎恨尼姑与和尚却喜道士。
然而真正给这句话添上一丝哲学思想，使其变得难以琢磨的就是鲁迅加于末尾的"懂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既以"中国"为了解对象，那便可从历史的角度来深入理解憎和尚而不憎道士。而众人又皆知，仅"中国"二字，便蕴含着几千年文化的沉淀。
"憎和尚"令人难以探究明了
人们对各种能够引人深思的事物都保持着好奇的心态，甚至想一探究竟，然而有些事物任由人们想破脑袋也只能知其一星半点。鲁迅先生的"憎和尚、尼姑而不憎道士"就是一句难解的话。
在鲁迅先生眼中，和尚、尼姑都是深藏于寺庙里的"厌世者"，"盛世盆满钵满，乱世明哲保身"便是他们对于世界更为深刻的趋向，但这并不能说道士就有着强烈的入世态度。
历代皇帝对和尚的重视从最初的汉明帝刘庄用白马驮经取来了《四十二章经》，发展到后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再之后便是梁武帝萧衍数次"舍身寺庙"，朝廷众臣每次花钱一亿将其赎回，而"赎金"便让寺庙金碧辉煌。
梁武帝用舍身寺庙的做法来为寺庙增添大金额的香火，让本在百姓心中作为能够保佑他们的寺庙，变得让人厌弃。百姓们憎恨皇帝盲目地肆意挥霍国库钱财，而不是用这笔"巨资"去帮助贫穷人家的老百姓，因此便有了杜甫对梁武帝行为的控诉。
道士则不同于和尚。电视剧中常可见的便是道士一人行于街上，相反的，一群道士聚集于一处这并不多见。但事实上，他们都同属于一个宗教——道教。其实，中国历史上的道教人物或者是神仙，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人。
老子、李耳等自是不必说的，更甚的是，就连玉皇大帝、何仙姑等八仙人物曾经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的曾侍于皇帝身边，有的是朝廷忠臣，有的只是平凡的百姓人家……至于众人耳熟能详的全真七子，不仅真实存在于历史上，还有着深远的影响。
即使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时代，只有两种人没有"易服"，只有一种人没有"剃发"，也只有道士既不剃发也不易服。将道士们还留存着传承中最后的一丝渊源与体面，作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的原因，似乎也解释不清其中的缘由。
那么就存在着另一种原因，那便是和尚富而道士穷。和尚们所居住的寺庙，自古便是皇家的祈福之地，同时还是百姓们祈祷家和事兴的地方，因此寺庙每年得到的香火钱就是笔巨款。
此外，有这样一说法：古时的老百姓给寺庙当佃农，寺庙则是富得流油的地主。然而在农耕文明的时代，佃户定是被地主欺压的对象。和尚们大多秉持着"慈不掌兵义不掌财"的思想。
其在面对金钱时，也依旧是那句"众生平等"，但其中的涵义却变了味，就是"少交一个铜板一粒粮食都是不可行的。"他们靠着这种极度扭曲的方式来索要老百姓的钱财与粮食，实在是无耻至极。
令人无奈的是，老百姓明知和尚在欺诈他们，他们还是双手奉上钱财和粮食，只因他们固执地认为寺庙可以保佑其与家人平安。与和尚形成鲜明对比的，即是道士。道士们经常云游在外，居无定所，甚至还冒着被人打骂的危险去帮百姓占卜、算命。
他们选择修炼的地方也会找个鸟不拉屎的深山，将自己与世隔绝直至修炼结束。这样，即使有人想找他们做法事，也找不到，这就是所谓的有钱赚也赚不着吧。
和尚和道士，一个是面相庄严的富家翁，一个是面貌清癯之仙风道骨，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两种人的生存状态——富的很富，穷的太穷。但是和尚比道士富有也不能作为人们憎和尚而不憎道士的原因。
道士的信仰更为百姓认同
每个人都有着自身的信仰，只不过是这种被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值不值得人们信仰；是不是真的有用处。和尚与道士这两类人同样也有着各自的信仰。
和尚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佛祖，而处于道教之列的道士则信仰兼济天下，其肩上扛着下山救世的责任。盛世抑或乱世对于寺庙而言，就只是香火多与少是区别；然而对于道士来说，盛世时其可隐居山林，乱世时就得舍身救世！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正处于全盛时期，那时，成吉思汗的弯刀几乎将整个欧亚大陆践踏成无人区，若无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规劝，一代天骄的刀下又要增加多少亡魂？
面对乱世，和尚们或许也有其独特的救世方式，那便是跪于佛像前向上苍祈求，祈求它的怜悯。这种方式便是所谓的祷告，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但从来没起过任何的作用。
出自吴承恩笔下的古典名著《西游记》便有着许多佛与道之间的故事，而唐僧和孙悟空两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佛与道的不同之处。每次遇到困难时，唐僧是典型的软弱无能，不是伤心流泪就是默默祈求孙悟空前来救助；而每次困难都是由出身道家的孙悟空解决的。
虽然也有"天下武功出少林"的说法，但和尚们往往讲究我佛慈悲，不可乱杀无辜，因此在作战时，他们经常会被此思想禁锢住从而显得畏手畏脚，最后落得个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结果。
鲁迅先生看透了太多的麻木和裨益，因此他懂得憎与不憎之间的区别，也懂得藏在"憎和尚、尼姑却不憎道士"里的"中国大半"。中庸的态度长期主导着人们的性格，说话时滔滔不绝，回答问题时却欲盖弥彰，行动时也仿若腿脚不便的老人，这不正是人们所憎恨的吗？
外来的佛教遭遇众人排挤
人们对外来的事物总是会有着排挤的心理，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鲁迅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外来事物的排挤更加地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道教是真正的产自中国的，其对百姓的影响也远远大于佛教。旧时的老百姓经常不分佛道，甚至是以佛来解道，而民间的神仙传说与禁忌也大多与道教相关。其次，佛教有着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与佛教相比，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又不完整，还包含更多的迷信色彩。
接着，和尚讲究斋戒、苦行和不近女色，然而道士虽也讲虚静，但其更讲究采阴补阳、长生不老等。不讲究苦行的理论，自然更加容易受到老百姓们的欢迎。
再者，佛教秉承着舍身求法、普度众生
的思想，道教却执着于白日飞升、追求长生，如此显得更重视于实际的利益，与人们追求利己的本性更加吻合。
鲁迅先生所在的中国，是备受耻辱的中国。因此，那时的人们对从外而来的事物是十分反感的。他将和尚、尼姑比作从外而来的事物，只因佛教确实是从印度传播而来的；然而道士所信仰的道教是起源于中国的。
鲁迅先生句中的"此理"便是指中华民族的气节。一个民族有气节，民族才会有担当，而民族有担当，人民生活才有希望。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民族正是一个有气节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