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余光中携妻女至港中文大教书，那一年，他发表了诗集《白玉苦瓜》，书中收录《乡愁》、《民歌》、《白玉苦瓜》等名篇佳作，从此"乡愁诗人"成为了他最为人熟知的名片。
但余光中不仅只有诗人这一个身份，诗歌、散文、翻译、评论是他写作的"四度空间"。
他所写的散文，哪怕是追着他"骂"的李敖也说写的不错；70年代，英国诗人萨松的一句诗，经他翻译，成为如今人们熟知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还是这一阶段，余光中发表了诸多文艺评论，对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等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一番在许多人看来极为苛刻、甚至是刻薄的评论，甚至传出了余光中说鲁迅难当大师的言论。
或许有会人猜想余光中那时应该是正年少轻狂，可事实上此时的余光中已过而立、正向五十天命之年靠近，人至中年，如此"轻狂"地评论这些文学大家，余光中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没说
余光中说了些什么?
1979年余光中发表文章《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此文不仅一经发表就在当时引起轰动，时至今日争论之声也并未消散。
文中被列为典型的作家包括"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何其芳、艾青，所评论的也是诸如《战士和苍蝇》、《边城》这样家喻户晓的作品。
不过，余光中并不是在说他们写得有多好，而是捡出一些段落来逐字逐句地"把脉"，这看起来是有些吹毛求疵。
但真正激怒那一部分人的，是这些在文学史和读者心中闪闪发光的人和文，被他用"芜杂而冗赘"、"文理乱成一团"、"诗意稀薄，味同嚼蜡"这样的词来评述。
没有读过文章、只是略有耳闻的人们哪里听过这些词被用在这些文学大家的作品上，自然极为愤怒。
这篇文章中评沈从文的话是"细加分析，可以发现沈氏的一枝笔，写景、叙事、抒情，都颇灵活；对话呢，差堪称职，未见出色。可是说起理来，就显得钝拙"。
评鲁迅的话是：
"他在译文里尽力西化，但在创作里却颇有分寸，不过，偶然的瑕疵仍所难免"。余光中如此说并不是凭空捏造，沈从文被挑中的是《边城》的题记，文中摘录了"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来作朴素的叙述。"
一整段话，以此指出这篇文章中句子冗长拗口和文理不清的问题，如果是依照这样的分析，这些问题确实在《边城》的前言中出现；鲁迅被摘出来的是杂文《战士与苍蝇》中"战士战死了的时候……
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这一段，他认为鲁迅时而把"苍蝇们"的代名词用作"他们"时而用的是"它们"欠缺周密，从字面上来看，确实这段文字也存在他所说的问题。
既然问题是有的，那愤怒又是怎么来的呢？余光中在文末写道：
"我无意苛责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在他们那时代，文言日趋式微，白话文尚未成熟，西化之潮原难抗拒。从鲁迅到艾青，白话文西化之颓势日益显著。……读者如果经常面对这样的文章，怎能不受恶性西化的侵蚀？"
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说新文学早期的作品存在西化泛滥的问题，用名家大师们来举例也是为了证明这种现象连大师都不能避免。普通作家作品更是容易犯错，而不是故意与这些大师名家过不去。
不过一些人认为余光中之于鲁迅等人，是文坛的后辈，如此苛责前辈的文章实在是锱铢必较、小肚鸡肠，完全不留情面。
其实，说到底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情景和背景，与其说在争论的是这篇文章，不如说是在争论这篇文章的作者余光中本人。
而余光中作这篇文，是纯粹说"恶性西化"问题，还是借大师与"恶性西化"另有所指，也变得扑朔迷离了。
看得出既然都不是在谈这篇文，那么这篇文章就成了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了，文中说是说了"难当'大师'之名"这几个字，可对象却不是鲁迅，而是鲁迅的兄弟周作人。
列举的是周作人《苍蝇》一文，而鲁迅的文章是《战士与苍蝇》；《苍蝇》及"难当'大师'之名"出现在文章第二节，说鲁迅的是在第一节。
清晰地用"一"、"二"标明，所以也不知道误将周作人传为鲁迅是不是有意混淆，反正此误传一出，余光中是免不了又遭到一番攻击。
余光中这一时期的文艺评论，文学标准确实是极为严苛，除了周作人，还有一个的确被他质疑大师之名的，那就是朱自清。
之前的1977年，余光中发表文章《论朱自清的散文》，在他看来朱自清最好的美文应该是《白水漈》。
而《荷塘月色》是"浪得盛名"，其中说朱自清"学生水平"是在摘出《荷塘月色》的第三段后，他说："这一段无论在文字或是思想上，都平庸无趣，一般中学生都说得出来"。
还选出了《荷塘月色》中的一共用了十四个比喻的十一句话，他评说"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些比喻大半泛浮，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
也说朱自清的散文还存在伤感滥情的瑕疵。余光中所倡导的散文创作理念是不拘泥于"纯粹的白话"，认为停留在原料阶段的语言不能成为新文学的"精美语言"。
而朱自清的散文很多时候呈现出的是清丽自然之感，二人的创作理念存在不同之处，余光中对自己的创作向来自信，于是有了"学生水平"的言论。
此文一经发表，也有人认为余光中贬低散文大家朱自清是为了抬高身价和贬低新文学。
只看文章，余光中对新文学几位名家大师和作品的评论，确实是有不少用词和话语过苛，可并不能说这不是专业论述。
他也没有胡编乱造，只是用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来对这些作品评述罢了。但说他讲"鲁迅难当大师"并不是事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传和对这篇文章的诸多攻击，几乎都与这篇文章没多大干系。
沉默的
余光中到达港中文大是1974年，此时大陆即将结束动荡时期，岛上正处于人人自危的戒严时代。
英国政府仍维持着对港的殖民统治，余光中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的岛上来到港中文大，依然要面对校园内波诡云谲的氛围。
此时，在岛上文艺圈中诸多文人看来，余光中于1973年发表的《诗人何罪》，搞政治陷害来压迫创作理念不同的诗人。
以及1977年他发表的《狼来了！》，被视为杀人利器"血滴子"，迫害了乡土文学的发展，并且存在告密行为，导致陈映真等乡土文学旗手被捕入狱。
在他们看来，余光中是为台当局背书、迫害知识分子的"御用文人"，李敖正是这期间被捕。在港中文大，各派思想争锋相对，他在诗中批评大陆的动荡，被视为反对大陆，亦引起诸多争论。
那些文艺批评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表出来，文就不再只是文了，作者与读者的意图都让人难以说清。
余光中写这些文章的目的被不同的人解释为不同的版本，有说他就是在纯粹讨论文学、表达自己对"恶性西化"的意见；
对于此，余光中在2004年9月21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向历史自首？》，其中解释自己评新文学早期名家的得失，"所据标准乃是古典大家的试金石，不免稍严"。
只是想调整朱自清、戴望舒应该享有的文学地位，而不是刻意贬低新文学，自己对沈从文等人也有许多肯定之词被忽略了。
毕竟2004年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相隔三十年，时过境迁，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并不能绝对地证明就是三十年前余光中的所感所想。
可也不能说这是一个七旬老人想收干净桌子从而为自己开脱。当年的余光中几乎并没有什么回应，依旧沉默地教书、作诗、写散文。
不过他也在《向历史自首？》中写道："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显然如履薄冰之时，心中并没有表面这样平静。
时至今日，这些争论依然没有平息，其中许多细节演变成了罗生门式的悬案，大多还是关于人和事，并非关于文。
批评
余光中的文艺主张和批评确实存在不妥之处，不够包容、自由，而陷入了较为狭隘的门户之中。
但他批评新文学早期名家的文章，确实是以作品为中心，也不乏有理之处，不能因他这样说朱自清沈从文、那我便要编排他，如此是毫无文学专业观念的。
文学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充满争议，人们讨厌胡兰成那样没有大是大非的文人，所以对"文学与政治挂钩"十分不喜。
但如果文学全然不沾政治，没有了弃医从文的鲁迅，那又会怎么样呢？在围绕余光中的那些文坛血雨腥风，谁对谁错，似乎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至于余光中写文批评新文学名家大师的真正目的，是文学的、利益的、政治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明白了。
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只是希望每一个"你"，不是余光中的《乡愁》，不是那个写《乡愁》的余光中，莫要幻灭了那弯深情的海峡。
文/赵贺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