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严谨的“考据派”，我不得不说，李自成炖福王，纯属野史杜撰，当不得真。福王应该只是被用一般方法处死了而已，只不过他的死确实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福王本名朱常洵，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是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
爱屋及乌的万历本想立朱常洵为太子，长子朱常洛因是宫女所生，素来不受父亲喜爱，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皇后没有生育，皇太子之位就应该是长子朱常洛的。
万历老大不情愿，与朝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最终不得不妥协，封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但是，万历实在太喜欢朱常洵，即使名分已定，还是不愿意让他像正常藩王那样一成年就到封地居住，而是一直留在京城陪伴自己。
期间，闹出多次易储风波，传言郑贵妃要谋害太子，这才促成了万历最后为平息群臣的非议，不得不让30岁的福王到洛阳封地就藩。
了解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因为当年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夺了天下，所以后来明朝对藩王的看管都特别严格，就藩基本等于软禁。藩王们要受到地方官的严格监视，根本没有自由。
可是我们这位福王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万历皇帝对他的喜爱，赏赐了他四万顷良田，河南的地不够，就从邻省划拨，所以福王的封地其实是“跨省”的，这位爷的自由也不受太大限制，而他的王府官员们更是借视察田地为由到各省骚扰官民。
不仅如此，福王还贪得无厌，向父亲先后讨要了川蜀盐茶税和淮盐税。这两笔都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结果万历居然大笔一挥，全都给了他，所以说福王富可敌国，那真的没有半点夸张。
自此，福王每日在王府中吃喝玩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福王的日子好过，老百姓可就真的惨了。
河南，因为离京城不远，又相对富庶，是明朝藩王的聚集区。全省一共7位藩王。这些王爷的待遇是有明朝法律规定的，丝毫少不得，还有福王这样皇帝特别关照的大爷，河南财政就更是不堪重负。
再加上明朝末年连年灾害，百姓流离失所，而边关战乱不断，士兵连军饷都没有，反观王爷们却依然“朱门酒肉臭”，如何能不引起民怨？
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曾多次向福王建言，请他开仓放粮，支援军饷、赈济灾民。可是福王不为所动，就是一个字：抠！这个抠决定了他最后惨死的下场。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入河南这块“福地”，立刻获得迅猛发展。无数饥民加入起义军行列，而不堪挨饿的士兵也发生哗变，与起义军里应外合，迅速打开城门。
他们将各藩王的府邸视为自己活命的源泉，纷纷冲向王府，抢夺财物，其中尤以福王府为最。王府中的无数奇珍异宝被起义军搜刮干净不算，已经逃到破庙的福王也被擒获。
关于福王之死，一直流传着一种充满了因果循环报应色彩的说法。
起义军抓住朱常洵，押回府中，福王向李自成磕头求饶，首领们嘲笑并历数其贪财害民罪状，最终将他和鹿肉一起炖了，取“福王”的“福”字和“鹿”的谐音“禄”字，合为“福禄宴”。起义军将士们围坐在成圈，兴高采烈地将这一锅“福禄”收入腹中。
这种说法，在明末野史《明季北略》和清雍正年间的小说《姑妄言》中都有十分生动的描写。此外，清中期史学家彭孙贻也在其著作《荡寇志》中写道：
“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军民，看到福王府中满库的金银财宝，推挤如山的粮食，再看看这个肥头大耳的王爷，自然是恨不打一处来，采取极端的方式也符合他们的心情。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严谨一些，从正史中探寻真伪。
《明史》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分为两个部分，在《朱常洵、朱由崧传》中，对他的死只有一句话：
“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具体怎么死的，并没有直接描写。但是，后面还有另一段记载，说朱常洵死后，他的两个承奉伏尸而哭，希望为福王求一口棺木。起义军见二人忠义，就用断车载了一付桐棺，用来装殓福王尸体，随后两个承奉在棺木边上自缢身亡。
如果福王真的被炖了，哪里还能剩下尸身？即使是锅里剩下的骨头，两个被擒住的承奉也接触不到啊，更不可能伏尸而哭了。
那为什么会有“福禄宴”、“福禄酒”的说法流传出来呢？
其实根源可能还在《明史》。在另一部分《李自成传》中，有这样一句：
“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醢，就是肉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李自成的士兵沾了福王的血，和鹿肉酱混在一起喝，称之为“福禄酒”。
所以真实情况，并不是吃福王的肉，而是杀了福王以后，用了一点他的血。后来恐怕是以讹传讹，变成把福王和鹿肉一起炖了。
最后多说一句，每当提到《明史》，总有人说清朝修的明史不可信，然后只要是明史写的他们一概不承认，包括这个福禄酒事件，所以他们可能还是会固执地认为福王就是被炖了。
对此，我只想说，明史或许不是所有内容都真实，但如果李自成军真的有炖福王之事存在，清朝为什么要去修改呢？这件事不正好说明了李自成的残暴和明朝的不得人心吗？写出来绝对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样的内容，清朝都不写，恐怕只能说明真的没发生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