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开始于公元605年，也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但是在隋唐时候的科举考试还不是太完善，比如某个考生朝中有人的话，就可以拉拉关系，让主考官照顾一下自己，或者当官的有自己的亲友参加考试，自然而然会受到特别待遇。
据学者统计，唐代有369名宰相，出自98个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同一个家族出生的；宋代有134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相对来说，在宋代，靠世代之间的承继，来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的现象就少多了。宋代的宰相很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不同的背景晋升到官僚高层。
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考官能看到考生的姓名和籍贯，所以，想照顾自己的人，是非常简单的事。
《唐摭言》这部笔记书里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是唐代后期，有一次要举行科举考试了，皇帝指定的主考官，是一个叫崔郾的人。
之后来找崔郾的人就接连不断，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朋友、学生。
有一位太学的老师吴武陵也来找崔郾，他拿来他的学生杜牧的一篇文章给崔郾看。
大家都知道，杜牧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崔郾一看，认为是一篇好文章。
吴老师见此，就说，既然你认为是好文章，那今年你应该让他做状元。这试还没考呢，这位老师就来推荐学生做状元了。
崔郾听了之后却有些犹豫，因为他已经把状元答应给别人了。
这位老师得知后，很不高兴，不过也没办法，他不死心，对崔郾说，那你至少要给他第五名，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如果连第五名都得不了，对他来说就是羞辱。
于是崔郾就答应了。吴武陵走了之后，崔郾周围的人问，他来推荐谁啊？崔郾说推荐的是杜牧。
有人就说，杜牧不行，杜牧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人“不拘细行”，就是说道德品质方面有点问题。崔郾说，已经答应吴老师了，杜牧就算是杀猪的、卖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最终，杜牧确实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被录取的。
等到了宋朝，刚开始的时候，科举考试还是沿用唐代的制度，但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科举考试的卷子是要“糊名”的，也就是卷子交上去之后，监考的官员会把写有名字的部分糊上，然后打上一个千字文的字号，相当于考号，这样的话，阅卷的考官看不到这是谁的卷子，也就没法照顾自己的亲友了。
再后来，宋代还有“誊录”这类方式，就是让人把每个考生的卷子重新抄录一遍，这样，即使阅卷的官员想从笔迹上，去照顾自己的亲友也是不可能了。
苏轼当主考官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苏轼有很多追随者，有一个叫李廌的，从早年起就跟随苏轼，两人一起读书、讨论文章，相互唱和，所以对彼此的文字风格都非常熟悉。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李廌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苏轼被皇帝指定为主考官。
在宋代，一旦定了主考官，这个主考官就失去了自由，当天就要进贡院。进了贡院，贡院的大门就上锁了，贡院和外面的关系就断绝了，吃喝拉撒只能在贡院里面，直到考试结束，公布了录取名单，才能重获自由。
苏轼想照顾李廌，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什么的，怎么办呢？苏轼不着急，李廌也信心满满，因为苏轼对对方的文章风格是非常熟悉的。
等到考生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在阅卷过程中，苏轼看到一张卷子，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一定是李廌的卷子，就把这张卷子放到了第一位。
整个阅卷过程完成之后，所有人的前后顺序都排定了。然后就“拆号”，就是把原来户主的姓名部分打开。
拆号一看，主持阅卷的苏轼却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名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是谁呢？是章惇的儿子。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等于选择了一个政治上的对立者的儿子，但是这样的排序、这样的录取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了。
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520多人，里面并没有李廌，他不仅不是第一名，最后一名也没有他。
李廌自然是心灰意冷，苏轼也很无奈，他送给李廌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就是这次有5000多人来参加考试，你当然不会因此感谢我，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因此抱怨我。因为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得老师很难有照顾学生、朋友的余地。
所以，宋代的科举制度已经非常规范了，对参加考试的人来说，已经显得非常公平了。只要你学习好，无论你是家境贫寒，还是出身豪门，都可以通过考试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可以看到，在宋代许多当官之人，都是平民阶层出身，比如大家熟知的范仲淹、吕蒙正等，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朝代，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换种说法，在宋代当官，不仅仅是有权有势的人，独享的权利，老百姓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去享受一下做官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