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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君主政体早已存在的财政危机更加恶化。路易十六的几届政府没有采取必不可少的财政改革措施,而是谨小慎微,批判者们便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王室及特权阶层。

的确,僧侣、贵族和某些城市不必交纳大部分直接税,于是直接税落在手工业者和农民身上,他们最贫穷,人数也最多。至于间接税,对纳税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但由于征收方式的缺陷,对国家财政并无大补。除了国家捐税外,农民应向领主交纳所谓的封建税,以实物、劳役、或金钱的形式。

由于通货膨胀,这种往往十分古老的税收对领主并不带来许多收益,它们存在的理由也被淡忘。因此,当贵族试图增加收人,重新实行被遗忘的封建税时,他们的态度就显得极不合时宜。

与英国相反,法国大贵族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它禁止小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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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的疾病并非始于1789年,但两种情况使1789年在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整个18世纪,国家的财力有所增加,然而1787年及1788年的歉收引起了严重的食品匮缺,运输的不稳定更使形势恶化。小麦价格高涨,城市贫民几乎买不起面包。

除了经济危机以外,还有政治危机。路易十六优柔寡断,不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托付给财政大臣处理,而一任又一任的财政大臣都无力摆脱困境。他们想扩大纳税人的数目,实现捐税前一律平等,于是特权阶层便真正地奋起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