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象里面，皇帝在封建社会里面是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皇帝生气了想杀谁就可以杀谁。
大臣们对皇帝的错位行为直言劝谏往往有两个后果：
如果遇到个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皇帝，意见就可能被采纳，进而名垂青史；
如果遇到个宠幸妲己的桀纣和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就有可能被杀掉甚至满门抄斩。
但实际上，古代皇权也是受到限制的。大多数皇帝即使昏庸遇到全体大臣都反对的情形也不会一意孤行。
这种情况在宋朝达到了顶峰。
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取得了皇位，他担心手下武将效仿，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
为此，他不惜发下诏书：与士大夫共天下。
因此，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很高，他们也很自觉的认为，这个天下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很多官员面对皇帝的错误行为往往不迁就，敢于直言劝谏。
宋神宗时期，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皇帝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
愤愤之下，他亲自书写圣旨，命令中书处杀掉此人。
第二天，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
宋神宗问：“昨天我亲自下令杀掉那个人，行刑了没有？”
蔡确回答：“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
宋神宗一听就知道还没有实行，就不高兴地说：“你们还有什么疑问？”
蔡确回答：“从太祖以来，从来没有杀过士大夫，我们不希望陛下开这个先例。”
神宗皇帝沉吟半晌也觉得留下这个名声不好，并且有违祖制，就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的青山恶水去吧。”
当时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的章惇当廷接言：“这样做，还不如杀掉这个人算了。”
宋神宗感到奇怪，问：“卿何出此言？”
章惇回言：“士可杀不可辱！”
一句话，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声色俱厉道：“我这个皇帝想要痛痛快快地做一件事都行吗？”
面对神宗的雷霆之怒，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在“天威”震慑下惶恐，傲然顶嘴的章惇反而不咸不淡地回一句：“这样痛快的事，还是不作为好。”
宋神宗默然，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要知道，这时候的宋朝并不是被权臣和奸臣把控着的，也不是曹操那样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是拥有无上权威，但这个权威不能过界，不能违背国家或者士大夫的整体利益。
像宋神宗这样，把一场战争的失败都归罪于一个后勤官员，显然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大臣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当然，士大夫们也是有私心的，他们担心一旦开了杀死士大夫的头，后面的皇帝就会有样学样，会危及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利益。
这样的场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间一个小小的片段和插曲，但它饱含着无尽的寓意。
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
即使至高无上的帝王，也并非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另外，我们如果再细读史书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敢于反对皇帝意见的侍郎章惇，日后赫然被史官列入了《奸臣传》。
理由就是说此人勾结同党，攻击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大臣，并且这个人老奸巨猾，把持朝政。
但我们又发现，这个被史书所不齿的奸臣又是大文豪苏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们知道，苏东坡可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做事全凭本心，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
也就因此，苏东坡不论是改革派当政还是保守派当政，都不受重用。
但苏东坡愿意跟章惇结交，很显然是看中了章惇某方面的优点。
宋朝是一个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弱小一个朝代，但他又是一个极其开明风气开放的朝代，这也是他在经济上极度繁荣，达到封建社会顶峰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