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康熙皇帝从山西乘船过黄河至风陵渡进入潼关，仰望城墙，惊叹不已，遂在《渡黄河潼关驻跸》中将其称为“天下第一城”。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唐代及其之前），关中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长安则常为首都。这时的潼关作为国门所在，其得失对于王朝存亡自然意义非常。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次战役就是“安史之乱”初期的潼关之战。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至次年五月底，大将哥舒翰以20万大军坐镇潼关，凭险固守，令安禄山叛军难越雷池一步。而同时，唐朝军队从山西和内蒙古方向插入河北，将南下叛军和其幽州老巢隔断，从而让叛军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可惜唐玄宗求胜心切，逼令哥舒翰引兵出关。哥舒翰难违君命，开关出战，果然中伏惨败，惨遭败绩。士卒逃回潼关者仅8000余人。所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天险加重兵，才能固若金汤。此等残兵败将如何能守住潼关？哥舒翰更为部下蕃将挟持，东投叛军。此战唐军放弃潼关天险无疑属于战略决策性失误。它不仅使叛军轻取潼关，更导致平叛战局急转直下：玄宗仓皇离京西逃，入蜀避乱，安禄山长驱占领长安，凶焰炽盛，原本看似很快就能平定的“安史之乱”的战事却呈旷日迁延之势。
唐代以后，潼关在整个中国军事地理格局的地位可以说是走上了下坡路。这其实不是潼关本身的过错。譬如明代潼关出现了“十二连城”联防体系。“十二”是三的倍数，是泛指，并非一定是十二座小城，而是明清潼关古城南面禁沟沿线及其附近军事联防体系的一个总称，其既可以设防禁沟之东，也可以设防禁沟之西，还能设防南面秦岭诸峪的通道。这些关口，在潼关城外，网络棋布，扼守着潼关地区东西南北的各处要塞，堵塞了潼关地区除潼关关道以外的所有可能逾越关口的道路，从而使潼关成了东西方向上的唯一的关隘孔道。
实际上，潼关风光不在的真正原因，是其背后的关中地区在宋代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被逐步边缘化，不再有政权以关中为根据地争夺和统御天下，甚至那里都不再成为对全国军事争夺产生关键影响的地区——“长安”这个沿用千年的地名被改为“西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诚然，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军的确是打破潼关进占西安后才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旦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但这只是因为李自成属意的建都地点开封被明军掘开黄河大堤淹没而成一片泽国，“闯王”不得不另觅他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