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正处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态势之中，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强。拿2019年来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同时，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19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平均值达41.2%，各国的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的GDP增速。
在新兴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的数字经济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的变化：
一是要素变化阶段。在这一个阶段，数据要素重构了生产要素体系，那些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叠加数据要素，即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新型形态。传统的产业也衍生出了智慧的农业和先进的制造业等更加具有创造性的新经济社会形态。
二是技术变化阶段。这一阶段，新一代的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群体性突破，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同时，数字创新的各种手段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充分地协助社会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难题。
三是融合变化阶段。这一阶段，数字经济实现了技术驱动、垂直整合、融合发展、开放体系与生态系统的结合发展。从移动互联，到共享出行、自动驾驶，再到工业互联网、云经济，每个经济形态都是以技术融合经济的经典范式进行呈现。
四是经济变化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变革。前者体现在，数据成为了一项全新的生产要素；后者体现在新兴组织模式、新型市场形态和新型治理模式三个方面的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一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
此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被全新的力量颠覆，未来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精彩。睿信致成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要素、融合和管理等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信息通信技术不足以支撑产业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且技术错配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点问题。目前的信息通信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只适用于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但在从消费领域走向生产领域的数字经济中，中国的技术支撑架构有所缺失——这个缺失的技术是操作技术。因此，未来应通过融合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操作技术来共同推动生产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其次，数据价值化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数据的权属界定、价格形成、交易流通、开发利用等各个环节均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数据标准化、资产化和商品化体系尚未建立。整体来看，统一标准的欠缺导致无法建立统一的数据大市场，形成交易市场的要素不全会阻碍数据要素的顺畅交易流通，顶层缺位、上下不联、横向不通的管理体制机制又会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化障碍明显。另外，整个的数据权属生成过程复杂，数据确权难度大，且数据收益和成本估算机制目前仍旧处于缺乏阶段。
再次，产业数字化四“不”问题长期存在。一是“不想用”，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受到既有经营方式、思维惯性、渠道冲突等因素影响，对数字技术存在认识偏差；二是“不敢用”，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项目投入大，建设周期长，转换成本高，且短期效益不明显；三是“不能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标准尚不统一，具体发展路径不清晰；四是“不会用”，中小微企业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足，投融资方式渠道单一，同时存在新兴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
最后，消费型数字经济难以带动产业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当前的发展现状是，运用推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来推动产业型数字经济。例如，微信作为一种消费型数字经济，推广后边际成本可降低，但是产业的数字经济平均成本很高——因为研发一个产业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投入大，也因此导致后期的边际成本同样很高。如果在边际成本和收益成本“双高”的情况下，仍沿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便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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