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故事表面，从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讨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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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历史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与简单对大革命进行叙述的其他历史作品不同，在本书中，托克维尔没有叙述大革命的过程，而是把笔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上。
而在众多诱发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维尔相当强调其中之一，在整本书中，他无时无刻不在分析这个因素的影响。这个因素就是“中央集权”
托克维尔
中央集权如何发生在法国？
在正式讨论中央集权的种种后果前，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托克维尔所说的中央集权并非是“权利集中于中央”这种简单的意思，他将中央集权分成两种：
第一种集权是指“政府集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集权：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被集中于中央。这种集权并非旧制度出现种种弊病的原因，托克维尔也对集权制抱有很高的评价“……我曾听过一个人谈论中央集权制，他是这么说的：‘中央集权制是法国革命的卓越成就，为整个欧洲所艳羡’，中央集权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认同。”可以说，这种集权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集权则是行政集权。可以这样理解：纯属地方性的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对于许多地方性事务，总督并没有独自处理的权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会议制定规划之后，再分配给地方。有时，甚至连地方性自治机构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财政总监曾给各省总督发过这样的通告：“你们必须格外留心城市会议中的一切，必须提交最精确的报告，将会议的各项决定以及你们的意见一并迅速回报给我。”这种集权方式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
托克维尔所说的中央集权，大多是指第二种情况。
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封建时代，法国的社会呈现了以下这种三重社会结构：位于社会结构最顶端的是王权；位于第二层的是各种中间团体，这些中间团体通常享有某种王权难以撼动的独立性或自治权，这些独立性和自治权被称为封建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并不是后世那样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种被授予的封建特权，贵族领地、自治城市、和教区等皆是中央团体；位于最底层的则是个人，大部分个人并不单独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个自治团体；例如从属于贵族的农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与修道士。
在中世纪末期，王权开始膨胀，绝对王权兴起。各种中间团体的独立性被剥夺。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权力斗争中胜利，打击了教廷，甚至将继任的几任教皇迁至阿维农，史称“阿维农之囚”，以此打击了教会势力。18世纪的教区仍然保持着富有中世纪特色的“民主之风”，讨论公共事务时，村子会敲钟召集村民们聚在教堂前进行讨论。但是，会议的召开需要得到总督的允许，决议是否通过也要经过位于巴黎的御前会议的判断。可以说，教区的自治已经让位给行政集权。
阿维农之囚
贵族势力也遭到了打击。绝对王权兴起后，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总督。总督一般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凭借选举权、出身或者买官才获得手中的权力，而往往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官员中遴选出来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实际权力，成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过这些总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王——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
而贵族已经丧失了对地方的实际统治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长期以来留存下来的特权与身份地位。这些贵族通常对于资产阶级官僚和新晋贵族抱有不屑的态度。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他不仅在地方上打压贵族，还将贵族招入凡尔赛宫，让他们在宫廷内任职，绝对王权完成了对贵族权力的瓦解。
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代形成
通过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王权成功地将中间团体的独立性剥夺，并以行政官员填补权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权就此确立。
中央集权的影响
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
它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①打击了封建等级制，促进了身份平等的进程。贵族权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时，资产阶级得以利用王权通过在政府中任职或是成为“长袍贵族”获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过要注意，中央集权并不会一直推进着身份平等的进程，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进程会被阻碍。皇权只是在认可封建制的条件下进行改革，所以会为下层民众提供这样一个渠道，但不会无限制地削弱贵族，联合资产阶级，当封建制可能遭到触动时，王权便不会继续这个过程；②结束了封建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发展了一套统一的公权力。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体系使得行政走向统一，效率大幅提升。各个自治体的法律由各有差异的混乱状态趋于统一。这些结果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18世纪的欧洲，法兰西不再分裂
与此同时，中央行政集权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①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丧失。18世纪的法国，无论是在村庄还是城镇，都保留着类似全民大会的程序，共同体内的的成员聚在一起进行官员选举与公共事务讨论。然而，这种民主与自治只是表面现象。从会议召开到决策，无不处于总督和总督代理的监视之下。选举出的官员如果不服从中央政府，会被处以罚金，甚至入狱。可以说，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假自由，民众仍旧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样被动。”
上百年都未召开的三级会议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尽办法瓦解中间团体、控制地方事务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国务都事无巨细地委托给大臣们处理”。民众早已习惯这种状态，“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权已经成为国家机器上唯一的发动机，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国家力量的无限制扩大被视为正常的，如果要办成重要的事务，需要有国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样，“每个人的世俗欲求都会向政府祈求。”改革家们也是如此，他们希望以强大的国家力量推动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带来一种副作用，当人们遇到什么问题时，会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该对此负责，比如农民认为政府需对农业生产长期止步不前负责。
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增强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于巴黎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经济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同时也抽走了“外省发展的前途与希望”，造成了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称其为“暗中的革命”。外省发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国的中心——巴黎发生问题，则会造成全国性的混乱，这也是法国中央集权的脆弱之处，很多人将其视为大革命期间所有政权不断垮台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漠不关心。贵族地位的下降、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同时进行、这使得这两个群体趋于相似。但是，贵族仍有着血统上的优越感以及利益不同，两者仍然无法融合；上层的政策较少考虑下层的差异性；具有差异的中央团体消失；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使他们与民众疏离；行政官员（主要指总督）由外省人担任缺少的地方的归属感。
法兰西时代的两种贵族，分别靠军功与政务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
⑤各等级的分离和互相嫉恨。由于中间团体的独立性被剥夺、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切公共事务，原本有机会共同就公共事务进行商讨的各个阶级失去了频繁接触的机会，相互之间无法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与关心之事，只觉得对方侵占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对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出挑战，造成了分离与相互嫉恨。“60年前，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阻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了互相厮杀。”
三级会议成为等级之间相互攻击的场所，而未能起到相互妥协的作用
⑥农民感到被其他阶遗弃。资产阶级通过捐官脱离了农民，贵族由于失去统治权，也无法解除农民。一些有影响力的富有农民搬到了城市。剩下的农民们感到自己被其他阶级遗弃，因此在大革命中，农民并没有与某一方势力有着紧密合作。
⑦法律遭到蔑视。旧制度中，法律由王权下的立法机关制定，但王权不受约束，常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即使法律未变，执行方式也常有变化，因此这些法律难以具有权威；行政法院使用一套独立于普通法的行政法，专门对官员进行审判，这使得行政官员成为了特权阶级，普通人希望进入行政系统，而最有希望进入行政系统的又是最有钱的那一群人，这就又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托克维尔认为。革命中无视法律的暴行是因旧制度的长期影响所致：旧制度下，民众常常面临着拆房时无补偿、无证据的情况下逮捕嫌疑犯等非法暴力行为，使他们产生了法律不重要的思想，于是，在暴力镇压下，他们可能是顺民，革命时就会变成了一群暴民，随意践踏法律。
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他们长期受到压迫，因此在革命中试图报复压迫者
⑧文人政治的兴起。法国的文人们与欧陆其他地方的文人相比，原本就更加关注与政治和政府相关的知识。过去的文人们可能会被贵族所限制，但18世纪贵族式微，文人得以在精神领域尽情驰骋。文人们的政治理论不但被民众所接受，甚至还被不少贵族阅读。在这种对文人们的政治理论普遍接受的社会中，当大革命发生时，各个阶级会不自觉地以这些政治理论作为构建政治体制的原则。
卢梭的思想非常激进，被法国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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