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就一生理念与价值现代化的精神气质而言，是同道中人；但论性情、意志、心态、处世及理念而言，他们又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两人同为民国文化圈顶级大V，但相互的态度很是蹊跷。总体来说，胡适对鲁迅始终都很尊重，年轻时写日记都不忘夸上“最”高级，说什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胡适日记》1922年3月10日）。鲁迅出书，胡适更不吝施以“彩虹屁”，誉之为“开山的创作”。检遍胡适所有作品、所有言论，你我看不到他非议鲁迅的一句一字。
但鲁迅对胡适，开始敷衍，很快就破口责骂。早在1925年，他就辛辣嘲弄胡博士“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令人作呕（鲁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人家几次致信也不回复。去世前两年，他还痛骂胡适，说他是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鲁迅《王道诗话》，1933年3月5日），对昔日“小伙伴”的文字鞭挞那真是洗髓伐毛矣。
图\马家辉：鲁迅骂胡适这事上，我站胡适
鲁迅这么骂胡适，都是公开的，后者当然一清二楚。可奇怪的是，胡适不仅不恼，丝毫不介意，从来不还口，且似乎对之愈加尊重起来。这难道不奇怪吗？
胡适对鲁迅的骂，从不还口，当然不只是气量大而已。要知道，鲁胡二人，相识于1918年，在五四时期，本是同一战壕中的亲密同志。简言之，鲁迅对胡适误会重重，但胡适始终信任对方。
他们相差10岁，谊在同辈，五四时期互相之间很有多交往。他们都是一个营垒中的主要干将，都为着一种新兴文化的到来，做着相似或相同的工作。“山中还仗义，同泽见斯人”，看看现存此际鲁胡二公的书信往来，不难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相互信任、相互推挹的美好情感。
从现有文献推断，他们分道扬镳，在1925前后。从出版书信集看，1924年8月后，二者的信件便断绝了，从此双峰对峙，各自分流。在往后的岁月中，鲁迅对胡公这位洋博士多有微词，时有嘲弄，多不近人情的刻薄言语，带着轻视与敌意；而胡适方面，举凡文章、日记、谈话，不但对于鲁迅的出语不逊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还多方维护和颂扬，基本上人前人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宅心仁厚，古风存继。
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后十年，鲁迅是视胡适为“公敌”的；而胡适呢，晚年却亲口告诉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鲁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二人在看待对方上是截然反差的。胡适曾给鲁迅二弟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自称“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他对鲁迅的敬重，没有作假，至死一以贯之。
1936年鲁迅去世，前“女粉丝”作家苏雪林突然翻脸痛骂鲁迅，说他“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还有意将信寄给胡适以为能得一臂之力，不想胡适翻过来批评她，说“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死生之友感人肺腑。这也是胡适为人最大闪亮点：真诚、厚道、体谅人。
后来，鲁迅遗孀许广平等人，希望出版《鲁迅全集》，但受到压力重重，无法实现。也正是胡适，主动站出来，挂名编辑委员，疏通关系，为之奔走，最终让全集顺利出版。我们现在能看到完备的鲁迅全集，不至于兵荒马乱时代如陈寅恪文稿那样无端散失，还得感谢胡适的义举。
鲁迅骂胡适虚伪，事实证明，他真的是骂错了！在看人方面，不得不说，胡适比他还准，而且更为公正宽厚。
周胡二公，对待彼此关系的态度，何以会差异到如此吊诡？很多人借此评判鲁迅为人，其实也不够客观。
我以为，这里面的核心点，反倒在双方性格，尤其是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性格即命运”，这种因素，表面上属于细枝末节，但在关键时刻却往往左右人的判断、态度乃至处世方式。其余还有一个要素，应当在从属之列。
他们二人，都是昂藏丈夫、正人君子，不是小人。但他们的为人性情、格调，又的确是非常背离的。他们是同道而殊途，用现在话说，他们都是好人，却不适合一路走，不是一对稳固的CP。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疏离，也必然会使得彼此的观感不同，态度差异。
图\至今常见的绍兴老城区居民
鲁迅自小备受艰辛，遍尝人情冷暖，仿佛生来就已老，性格是沉郁冷峻的，偶尔暖意的流露，也是世故与沧桑的过滤，经常显得心胸褊狭，睚眦必报，易怒易躁，自然是有的。他一生几乎只有敌人没有朋友，与人交往基本都是凶终隙末，可以说，他的为人为文，夜色的忧郁、冰川的冷郁、地狱的肃杀往往兼而有之，那是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丝毫不怕死的凄厉的风味。平实地讲，就心理状况而言，他多少是不大健康的，甚或有些病态的。
而胡适之，生长徽州，在母亲的慈爱中成长，一路顺遂犹如天助，入上海、考取庚子赔款、留洋镀金，20来岁入主北大成名教授，名满天下，四海争识，这一切都潜在地影响到了他的为人情志。他的性格，本就是宽厚豁达、平易近人的，加上人生顺利、及英美信仰的加持，更让他的为人仿佛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暗影。他不是虚伪，而是真宽仁，敞亮，“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我在十几二十岁时，尤其崇敬他这一点，总觉得做人就该做此等人。
图\胡适老家——绩溪上庄
所以，一旦鲁迅意识到胡适在理念上与他背离时，必然顺着他性格逻辑，投枪匕首，冷嘲热讽，色见乎辞，不稍假借；而胡适呢，一生只有别人当他是敌人，他几乎从不公开交恶于人，往往以德报怨，是非判断只存乎内心、见于行事，口角之争从不是他所乐见乐为的，所以他对鲁迅的谩骂一笑置之，自然也是性情的惯习所致。
更何况，他一生都很佩服鲁迅的为人、学识与文章，至死都认为鲁迅是他的同道中人呢。胡适晚年，在写给雷震、吴相湘等人的书信中，不断怀念故友鲁迅。鲁迅认定他是“敌人”，他只是付之一笑。
可以说，双方言行的差异，并非是君子小人之分，反倒都是因为心中存着一个“道”字使然：
鲁迅认为胡适不再是他的朋友，批评他不是私怨，而是出于“公道”；而胡适的不以为意，既是笃于"友道”，也是忠于彼此所共奉的某种“道义”、以及如何让古老而落后的中国更加现代的共同选择的“道路”理想而已。
只是，“道可道，非常道”，同一“道”字“道”理，他们的看法都太不一致了。鲁迅看不上胡适，是因为胡适不符合他的期待；而胡适始终敬重鲁夫子，在他至死都认定，鲁迅与他是同路人。而我，从来都相信，若泉下有知，他们二人是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