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书写上海故事的两位重要代表。
从城市文学的纯粹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标高，王安忆是以当代城市方式继承张爱玲城市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两人在创作题材和风格上确有相似之处，但两人的价值立场和人生观、世界观却有根本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他们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境界。
01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城市感和城市意识的人。她自称是一个世俗的人，在她笔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
在时局不定和战争不断的时代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为了获得物质生存的条件，对金钱的追求几乎达到变态的程度。
他们把自我保护的本能极端化，每个人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点可怜的利益算计，冷漠甚至冷酷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亲近的母女、夫妻之间也充满了阴冷的敌视的目光。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的自私与虚无，是乱世中生存的迫切和对人生的茫然的结果。
这也构成了张爱玲的小说总体特征：乱世里生存的挣扎和人性的裂变。
也因此张爱玲的小说赋予生命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的人生基调和享乐主义的及时行乐。
她的小说写了世俗，写了普遍而深刻的人性，具有了贴肤的现实感。但她把诗情和浪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以切切实实地对市井生活的享受和沉迷。
初读她的小说，曾让我在兴头的生活乐趣的领略中，把心一点一点地冷下去，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得不到精神升腾的力量，产生不了悲天悯人的感动，消极的东西多，积极的东西少，不能超越世俗。
02
王安忆也从世俗的上海入手，却写出另一种上海。与张爱玲不同的是，她更多地是上海的观察者和寻找者。
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促成了她对上海都市意识的确立，同时也影响了她上海都市意识的纯洁性和完整性。
但王安忆小说中日常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背景中展开所呈现的历史感是张爱玲静止的叙述时间所没有的。
日常生活在张爱玲那里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是享乐主义的，是她用来消解对人生的虚无感、绝望感的。
王安忆的小说是用两种眼光看上海的。
一种是王琦瑶、好婆和奶奶们抱着骄傲的心态欣赏、享受并炫耀着俗世生活的“精致”和“幽雅”；一种是外来的“同志们”对王琦瑶、好婆们的“精致”和“幽雅”生活抱着被吸引又审视的态度，他们对送到面前的“精致”和“幽雅”也并不排斥，有时还欣然接受，但又总觉得透着小家子气，不大气。
第一种眼光张爱玲也有，张爱玲却没有王安忆的第二种眼光。
这第二种眼光既是王安忆独特的历史文化观的自然结果，也是她绝不同于张爱玲的市民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立场的必然结果，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审视使作品呈现出诗意和神性。
这使王安忆既有对凡俗生活的精致讲究及其相随而来的细微心绪的非凡耐心、兴趣和喜好，又有对平凡人生的现实争取所显示出的英雄化色彩而给予由衷赞赏，使作品笼罩着一种温馨的人性希望之光，形成作品温情的情感基调。
王安忆对上海的理性描述和小说叙事中，她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懂得”比张爱玲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生命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因而更为大气。
03
张爱玲写世俗日常的上海，很自然把笔墨倾注在平凡小人物身上。这些小人物都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比他们的时代落后半拍，是渐趋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的遗老遗少或普通市民阶层里的小资产阶级。
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人对命运的胜利，《心经》中的许小寒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都想做周围环境中的主人，但故事的发展证明他们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们的自信都在现实面前碰了壁。
这些从旧文化走出来的人都希望找到一种想望的有保障的新生活，但对物欲的极端追求和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处世哲学，导致所有的努力到头来却不过是一场空。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她笔下的这些“老中国儿女”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既回不到过去，却又抱着原来的心态不愿接受现实去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秩序，因此产生泥沙被巨浪裹挟而去的无可奈何。
爱情本是男女之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但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却大多无美感可言，甚至她笔下的男女通过谋爱去谋生，把感情作为一种投资，只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无视他人利益。
张爱玲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给颠覆了，这是乱世给她的黯淡破败的苍凉、悲世感，张爱玲是反英雄的、反浪漫的。
反观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的心灵变化和人生际遇都是上海的变迁带来的，又是通过他们生活中俗世化的一面表现出来的。
在王安忆笔下，平凡的小人物并不平庸，骨子里有着一颗英雄心，有一种生活的理想和实现的执着。
《B角》里的郁诚、《69届初中生》中的雯雯、《流逝》里的欧阳端丽、《阁楼》里的煤炉改进者、《流水三十章》的张达玲，还有妙妙、王琦瑶、妹头、富萍，他们或不满足于平庸生活，或在日常的平庸生活中苦恼着、挣扎着.
他们的苦恼和挣扎，都不像张爱玲笔下的“凡人”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谋取，而更多的是精神焦虑，在自我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对孤独的体会、享受和反抗。
无论是《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儿、《米尼》中米尼、《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还是《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为了爱情都是毫无算计、奋不顾身，甚至富有牺牲精神。
她们在小说中都是宿命式的人物，而这宿命又是在王安忆的理性笼罩之下的。
这些女性对生活的抗争有对命运不妥协、不服输的心劲，有着生机勃勃的生活气，也有不能摆脱不幸的悲壮。
这悲壮不同于张爱玲的“苍凉”，前者是积极的、有希望的，后者是虚无绝望的。
王安忆笔下的爱情虽然也像张爱玲都以悲剧结束，但王安忆却是不悲观的，她笔下的女性对爱情是有执着追求的，而且这种爱情更多精神因素，但这追求都因男性的撤离或背弃而失败。
04
张爱玲饱尝过旧时婚姻中父母志趣和感情的不和，乃至敌对所带来的精神创痛和无家可归、缺乏母爱的孤独无依。
她自己的婚姻也给她带来无言的痛苦，时代的巨变把她的丈夫从她的身边带走，她的痴情并没有使她的婚姻圆满。
她的思想始终处在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的危机中，她对人世间的一切充满了虚无的绝望和绝望的痛苦。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人对命运抗争的结果，而是命运对人的任意摆布。
她笔下的葛薇龙、曹七巧、霓喜、世钧和曼桢等都是在时间延续和时代变化中的悲剧，流露出她对永远无法战胜的时间的无奈和悲观，以及人的渺小无力感。
于是，对人的命运变迁和古老家族的衰败，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影响及传统道德价值在乱世中的没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主题。
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意识却并不仅仅与时代有关，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经历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的历史时期，却都居食无忧、没有生存危机。
他们的命运也有时代的摆布，也因时代的变迁和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不定，但他们却没有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市民面对时代巨变产生的虚无和恐惧，他们大多数坦然地接受世事的变迁和时代变化给他们的另一种命运。
王安忆笔下的悲剧感来自她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有很强的宿命感。
她一方面流露出了人的命运的受控性和未知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对把握命运的可能性，人们之间的温情理解和人出于尊重自己的主观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命定的境遇，使我们面对命运充满希望。
王安忆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探因更多地放在人自身的局限性，更具自审意识，因此在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探询上，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超时代的普遍性。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但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
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观照，因而看到了希望。
同样写小人物，小人物同样都是悲剧性的命运，却因作家世界观的不同，人物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内蕴有截然不同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