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他一生考了17次秀才，一直到43岁才勉强过关。比较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1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川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他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赵烈文评价李鸿章“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下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杜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没有办法。湘军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骂他“愚猪”,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