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1924年泰戈尔访华，鲁迅不卑不亢的态度表现了他冷静思考，他认为中国人对泰戈尔的过分“神鲜化”会捧杀掉泰戈尔的成就。而将泰戈尔神化的人却也是当时的文人代表——徐志摩。
故事要从泰戈尔访华前两年说开始。1922年10月，徐志摩从英国回国后，陆续发表了大量新体诗歌，只短短一两年间，便在文学界迅速鹊起。背后情感方面是混账的，抛弃怀孕在身的“土包子”原配张幼仪，追年轻有才的林徽因去了。出身富裕的他此时又刚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恢复单身的高富帅一个。
因为喜欢泰戈尔的诗集《新月》，他创办了一个名字叫“新月社”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是徐志摩、胡适、梁秋实、闻一多等人。反正是挺喜欢写诗的部分文人。
1923年早春，一个叫恩厚之（Elmhirct）的英国人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他是泰戈尔的秘书，代表他前来接洽访华事宜的，称只要中方承担旅费，泰戈尔即可成行。但当时北京大学无法承担接待任务，于是恩厚之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一听可高兴坏了，他对泰戈尔崇拜得不得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居然自愿中国来！他马上去找梁启超，梁启超立即以自己主持的讲学社的名义发出了邀请。
徐志摩为迎接泰戈尔忙得不亦乐乎，一有机会就在报刊上发表公关文章，如《太戈尔来华》、《泰山日出》、《泰戈尔米华的确期》、《泰谷尔来信》、《泰谷尔最近消息》、《泰戈尔》，营造了一种热烈的气氛。他在给泰戈尔的信中兴奋不已地说：“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
1924年4月1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徐志摩与瞿菊农、张君励、郑振铎、殷之龄、刘湛恩等上海的文化名流齐聚在汇山码头上迎接泰戈尔。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招手挥舞。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
当时泰戈尔不知道的是，在中国虽然有鲜花掌声迎接他，但是也有排斥和荆棘在对着他。国内对泰戈尔的态度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为代表的欢迎派；另外一边是以陈独秀、郭沫若、林语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思想界人物，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欢迎泰戈尔是没错，但是徐志摩等人把泰戈尔敬若神仙，捧得太高，排场过于隆重，差点把泰戈尔“捧杀”掉。鲁迅在这中间既没有表示很欢迎，也没有过激反对。看一下欢迎派对泰戈尔的迎接是多么隆重：
4月13日下午，在张君励宅前花园里举行百人小型欢迎会。
4月23日到达北京，梁启超、 熊希龄、胡适、辜鸿铭、 蒋梦麟、梁漱溟、范源濡等文化名流到车站迎接。
5月2日，在北海公园静斋举行首次欢迎会，阵容排场豪华，由梁启超致欢迎词，与会者还有蒋百里、熊希龄、汪大壁、蒋梦麟、胡适等40余位学者教授。
5月8日，中国艺术界聚集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庆祝泰戈尔64岁寿辰，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致贺词，贺词之后是文艺演出。这一次鲁迅被邀请了，并出席了晚会。
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为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西玛”，意为“月亮宝石”。媒体报道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的合照：“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 徐志摩还学泰戈尔模样戴了顶印度帽子。（后来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留学，徐志摩开始了和人妻陆小曼的爱恋关系。）
由于徐志摩等人将泰戈尔捧得太浮夸，导致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泰戈尔。1924年在东南大学体育馆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竟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有青年出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老人赶紧送回国去。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写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批评的不是泰戈尔，因为泰戈尔对自我的认知还是清晰的。“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骂杀与捧杀》）
鲁迅主要针对是那些对泰戈尔过度神化的人，“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并且他保持中立清醒的原因，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更不是轻视泰戈尔，而是认为让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发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听得到，就像泰戈尔代表了印度的声音一样。
对于泰戈尔的成就的鲁迅深为钦敬，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泰戈尔这样的人，以将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出自《无声的中国》）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最终目的则是要让“异邦”听到中国的声音。他曾希望中国的青年们“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但实际上，当时“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泰戈尔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代表，以文学的形式让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音，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时期，从这一点上说，泰戈尔可以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鲁迅显然认为泰戈尔是真的人，说了真话，发出了真的声音，“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鲁迅。
鲁迅的骨头不仅是很硬的，而且想法语言也很硬朗，用句现在大佬们的惯话来说，就是：这人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