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吴宓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这一百年来文化界最博学的人，肯定少不了陈寅恪和钱钟书。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他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散原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四公子”之一。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钱基博，是有名的古文学家、教育家，和陈寅恪父亲陈散原颇有交情。
陈寅恪先生出生于1890年，钱钟书先生出生于1910年，二者相差20岁，1929年，当19岁的钱钟书考上清华时，陈寅恪已经是清华园里最声名显赫的教授。
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共同点就是，两人的记忆力超凡，博闻强识，都属于“活图书馆”级别，而且精通多种外文。陈寅恪被称为“活字典、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过，陈寅恪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钱钟书被称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乔冠华讲“钱钟书的脑袋不知是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式记忆。”
陈寅恪和钱钟书是文化界的两个神话，对他们也有不少的质疑。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 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走我自己的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陈寅恪和钱钟书作为学问大家爆红媒体，成为几十年不退的热点。
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说，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陈寅恪缺乏一部与才华相配的学术巨著，陈寅恪本来有写中国通史的抱负，很是被学术界期待，最终却是写了本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施蛰存、钱钟书、顾颉刚诸先生公开表示不理解，钱穆在给学生的私信中，表示极大的失望，以为浪掷才华。
当代学者萧功秦认为：我觉得现在的知识界把陈寅恪过于神化了，陈先生是学院派，是个博学型的大学者，但他有学术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种对需要解释的历史的统摄力，以及对历史大势的洞察力，而博学型的学者，却无法籍助于思想与理论，把他观察到的东西予以深化的理解。（《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写出中国通史》）
海外学者余英时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
李泽厚则说：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在余英时和李泽厚看来，钱钟书虽然记忆力超人，但是没有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
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说：“不要太迷信钱钟书。我写了一篇谈他解释《文赋》的文章，开头的几句，他是兴之所至，不像王国维、陈寅恪真正很有功底的。他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东抓西引的，让大家觉得他读书很多。我很客气地指出钱钟书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前辈。在他逝世的时候，他们来访问我，我说他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没有人可以代替，并不真正是很有学问的。但这话发表在某一报刊上，已经变了一变，说他是一个跟王国维、陈寅恪一样的学者。我说他绝对不可以和这两个人都比的。”（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
在《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中王元化说：“我从来没有把王国维、陈寅恪看作跟钱锺书一个档次的。那两个人我非常佩服的，陈寅恪谈历史那是很有眼光的。”
在学术上来说陈寅恪和钱钟书各有千秋，陈寅恪是史学，钱钟书在文学，很难比较高低。有人说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其实钱钟书只是批评陈寅恪的某些考证方式，并未从整体上否定陈寅恪在文史研究上的成就。
陈寅恪和钱钟书最大的区别是思想和做人的方式。有人认为，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思想家。
原来的社科院副院长李xx专门写了篇《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文中指出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夏中义，基于近年研究认为，与顾准、李泽厚、王元化相比，钱钟书作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大，一点都不逊色。夏中义认为，《管锥编》表述思想的语式，并不是现代学界所通用的白话语式，故又可说《管锥编》里的深刻思想，实是一种不宜用常规尺度来测量的思想。姑且称为“暗思想”。
把陈寅恪和钱钟书称为思想家只是少数人的看法，这两人其实都不符合思想家的严格定义，思想家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范式。至于说什么暗思想，岂不成了微言大义索隐派。
陈寅恪最震撼人心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学品与人品。陈寅恪是中国知识界一个风范，一个良心的代表。正如易中天在《劝君莫谈陈寅恪 》中说，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一生都在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晚年反复吟咏的主调是：“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的孤傲与不合作让人惊叹，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不降志，不辱身；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有几人能做到。
与陈寅恪相比，钱钟书字默存，他确是因“默”而“存”了。钱钟书是洁身自好，远离政治，虽然钱钟书有“《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认为，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我们既需要陈寅恪和钱钟书这样的学问家，也需要鲁迅胡适这样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