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创作通常来源于伟大的痛苦。而卡夫卡的痛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进退不得”。
卡夫卡是出生在捷克的犹太人，然后写作是用德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这个身份确然已经很“进退不得”；
在表达上，他同样“进退不得”。他既喜欢写作，又不想将它们都发发表出来，生前很少发表作品, 临终时还留下了遗言，要友人布洛德把他的作品全部焚毁；爱情上他既热烈追求菲利斯，但是又为文学奉行禁欲主义，怕感情影响创作，最终两人婚姻无果；
在工作方面，卡夫卡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却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他向往写作自由的生活，但是为了支持家庭收入他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工作；
卡夫卡对于不得不上班这件事有多难接受呢？在一九零八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写道：“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也许从现在起将一直是这样；人要对得起他的坟墓。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卡夫卡的感受，说出了大多上班族的痛楚，在不喜欢的工作当中，甚至不知道自己擅不擅长的工作上，为了生计变成一个扭曲的自我。
这种“不能进也不能退”的人生经验，转移体现在《变形记》主角格里高尔身上，让他代替卡夫卡变形成为一个甲虫，进行一次悲惨的变形。
格里高尔承担着家庭收入的重担，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使得一家人能够生活得安宁、满足。原本他在家里是受到爱戴的，他变成甲虫没按时出门那天早上，父亲是轻轻扣门，妹妹也是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母亲也在帮儿子对前来催促的秘书主任说好话。
当变形成甲虫的卡夫卡艰难地门打开，父亲却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格里高尔打回到房间里去”。父亲愤怒地用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母亲和妹妹强制性地搬走他喜爱的物件，剩下一个四堵空墙的房间；饮食的质量越来越糟糕，甚至都没有人关心他有没有吃东西……
《变形记》里最荒诞的，不是主角变形了，而是他变形后，家里人的冷漠态度，没有想着去寻找治疗方法，把格里高尔变回去，而是盯着如何保持收入，把格里高尔处拜托理掉的想法。
“你们快去瞧，它死了；它躺在那踹腿了。一点气儿也没有了！”
“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和如今许多报道的新闻类似，一位男子刚30岁，患上癌症后妻子立马选择离婚，放弃治疗，年轻的生命一旦失去提供价值能力，立即遭到冷漠的对待。这是卡夫卡早已经在文章里暗示的荒诞。
《变形记》暗示着当代人的命运：进退两难。当个打工人，或者变成被遗弃的“甲虫”。
卡夫卡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社会开始城市化、物质化，房贷也开始盛行，“人”这类生物在现代社会中开始异化。格里高尔辛勤工作养家，成为工作的机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摧残了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这是第一层变形。
格里高尔家人们的唯利是图，冷漠对待，最后他死在房间里，尔后他的家人“乘电车出城到郊外去。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陽光”，如此个体感情的逐渐衰亡，社会与家庭都逐渐陌生，这是第二层变形。
如今，高科技和资本发展加速了这种“变形”，人类从整体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但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却遭受到“外物”的疯狂挤压，21世纪的人“工作机器”的性质更加明显，脱离家庭到别的城市很长时间，为了挣钱加速自我的“变形”，和家人关系的异化形态也呈现更多层次。
而在自己眼前工作上，作为一个“打工人”不敢抛弃眼前的，一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二是可能由于有房贷和家庭孩子；同时也成为不了自己想成为的，大部分时间已经被日常工作占用，设想里追求理想的自己，无法求证到底存不存在，即便实现了转变，在资本推动的社会当中，难免又会回到“挣钱机器”的老样子，因为要商业变现，要养家糊口，要为员工谋利益，即便自己不这么做，社会机制也会把一个事情变成如此。
不管做得如何，关键一点就是不能放弃劳作。因为一旦放弃，会变成一个遭人嫌弃，像格里高尔一样，变成被社会人冷漠对待的“甲虫”。因为所有的人都像轮子一样忙着转动，没有时间理会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零件”。
正因为如此，很多偏远地区的老人被网购、扫码认证、扫码付款等互联网行为所遗弃，他们来不及异化，就已经被当成废零部件丢弃。
反观其他类动物保持了纯粹，作为一个生物体贯彻着他们的生活习性和行为，唯独人类，当代每个人都在“变形当中”，穿戴人的皮囊，处于即变未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