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是我国形成君主中央集权帝国的重要时期，不仅因为秦汉开启了这种大一统帝国模式，更因为秦汉时的许多政治制度都深切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走向。
选官制度一直是中国政治模式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秦汉之交时正是由传统的选官制度世卿制崩坏瓦解而新的选官制度并不完善之时。在汉初一度继承了秦的军功爵位官阶，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众多问题和弊端。
一、汉初官员的执政风格
1、汉初官员的官风
凡是以底层人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在立国之初都无可避免的出现大量功臣，而对于这些功臣进行封赏乃至于委任官职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与功臣集团本身建立的功劳有关，也与功臣大多与君主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很大关系。虽然也有君主对功臣大开杀戒的例子，但基本只针对部分拥有极大权力而又不受掌控的功臣。
西汉是我国第一个由底层人民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立国之初的众多功臣中有很多被刘邦视为可以传与子孙的能臣干臣。而且汉初的选官制度并不完善，大多靠军功或事功的积累获得官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著有贤名”的人能获得君主的征辟，可以说汉初的官职尤其是高阶官职都是被功臣以及功臣的后代所把持的。
2、“功臣”的官风
汉初的功臣们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大多秉承“清静无为”的原则，许多人甚至出现“懈懒怠政”的现象。这种执政风格对于汉初时亟需恢复社会生产的客观要求在极大程度上是起到了促进和保持作用的。但是发展到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恢复的汉文帝时已经出现了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与新出现的众多问题了。所以在文帝朝，功臣的官风作为被看作大臣典范的现象出现了改变。
二、功臣与社稷臣的区别
1、“社稷臣”的定义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记载了袁盎与汉文帝的一段问答。在这段君臣对话中袁盎指出了当时以周勃为首的军功集团在为臣方面只能称为“功臣”而不是“社稷臣”，并对社稷臣做出了定义。他认为社稷臣应该是以“主在与在、主王与亡”的忠诚为第一标准，而以周勃为代表的群臣只能定义为功臣，因为他们的忠心是值得怀疑的。
在袁盎看来，功臣都是以自身利益作为第一目标的。当吕后临朝称制时刘氏子孙帝位的传承几乎断绝，而这些功臣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和采取具体的反抗。反而在吕后去世后诸吕作乱之时因为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后才采取措施平定。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功臣在平定了诸吕之乱后并没有拥立一同戡乱的刘长、刘章而是共同举荐了以“仁厚”闻名的刘恒就是出于保持自身地位的考虑。
2、由“功臣”向“社稷臣”的转变
刘恒便是汉文帝。汉文帝继位之初就深感功臣的拥立之情和功臣掌握大权的压力，对功臣们大多“深嘉优渥”，甚至在朝会时起身恭迎这些功臣。这才引发了袁盎与汉文帝之间的对话。正是这场对话坚定了汉文帝改变臣僚官风的思想和选拔、提升官员的方式，也为后来汉武帝制定“察举制”创造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基础。
三、汉初君主选拔官员的变化和原因
1、高祖时的忧虑
汉高祖刘邦时是汉代功臣官员比例最高的时期，可以说高阶官员几乎完全出自功臣，更呈现了以“沛人”为主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况刘邦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忧虑，却也暗中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他先是取缔了异姓王并将刘氏宗亲封为藩王，还授予了他们军队与地方政权，就是要制衡功臣集团。之后又通过“白马盟誓”宣布了“非刘不王”的准则。
刘邦晚年意图“废长立幼”也是有吕雉与功臣集团来往密切，容易使太子刘盈也被功臣控制的担忧。但是当他看到刘盈可以通过征辟的方式选拔“商山四皓”这种贤士担任官员时就打消了这种顾虑。当他临终时不愿意提出萧何之后为丞相的第三个人选时，也有考虑到功臣集团不能长期占据相位，否则对皇权会产生威胁。
2、汉惠帝的困扰
汉惠帝刘盈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也是希望做出相应举措和政绩的。可以说在吕后方面并不存在太多对他的牵制，因为二人毕竟是亲母子，吕雉对汉惠帝还是十分疼爱和欣赏的。在汉惠帝时期吕雉也没有对朝政进行过多的干预，仅仅在打击政敌上不遗余力，具体的政务还是由汉惠帝把持。
对于汉惠帝来说政治上的最大制约来源于功臣集团。汉惠帝曾经对丞相曹参表达过对于其“怠政”表现的不满，希望曹参能以身作则、积极工作，为功臣集团作出表率作用。而曹参当时直接明确的回答，汉惠帝和曹参本人的才能都不及汉高祖与萧何，只能跟随二人的脚步，按照二人制定的规则去执政。
也就是对怠政行为作出了汉惠帝无法反对的解释。曹参的怠政的确与汉初“清静无为”的执政风格有关系，并对社会恢复有着促进作用，但明目张胆的与皇权对抗，也能说明功臣集团的有恃无恐。
3、汉文帝的担忧
汉文帝刘恒在还没有正式继位时就对功臣集团产生了惧怕和忧虑，在继位之后更是如此，这才引出了袁盎的“功臣”与“社稷臣”之辩。正是袁盎的话使得汉文帝解开了思想包袱，形成了“上益庄，丞相益畏”的正常关系和官场风气的改变。这正是这一次对话使汉文帝一朝的官员开始向“敦谨守职”转变。
四、社稷臣的官风及出现原因
1、社稷臣的官风
与以往“萧规曹随”、“讷不能言”、“懈懒怠政”甚至无视皇权等为主要表现的所谓“功臣”的官风截然相反，社稷臣呈现的官风则是经常破除常规的、能言善辩的、积极参政甚至越职言事，尤其是对于皇权的绝对服从、对于君主的绝对忠诚，更是功臣所不能比拟的。
如果将“功臣”做一个比较，更类似于欧洲封建的古典贵族，与君主之间更类似于具有契约、臣属的联盟关系。社稷臣就是直接由君主雇佣的臣僚，接受君主的俸禄而只对君主负责。君主需要的政治需求由社稷臣来完成，更类似于一种客户与服务的关系，君主直接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
2、出现原因
首先，秦的统一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大一统形式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具体的施政措施和制度过于残酷引发了旧势力与底层人民的一致反抗而形成了强烈的反弹，这就造成了汉初时“功臣”的出现与封建制度的恢复。但是君主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尽管这是一种较为缓和、相对缓慢的过程，却也是向着最终的集权过渡。这就是社稷臣官风得到认可并在汉初时逐渐成为主流的原因。
其次，这是汉初执政理念转变带来的结果。汉初时统治者接受了道家黄老学说“清静无为”的理念并贯彻到具体行政之中，可以接受臣属的“萧规曹随”，认为这是对国家有益的措施。当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后统治者开始变“无为”为“有为”，希望获得更大的政绩和成就时就受到了黄老学说的制约，这也是儒家的“入世”理念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并最终以“社稷臣”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主流的原因。
再次，历史需求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转变。汉代刚刚建立时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亟待恢复的社会环境，当时最大的需求就是恢复生产、维持人民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统治者和官员集团们依照“功臣”那种不管不问任其发展的官风的确能对脆弱的生产起到恢复和保护作用。
可是当社会的生产得到确实的恢复后经济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现象开始出现，原有的“功臣”官风开始失去了作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问题就必须转变这种官风，这也是社稷臣官风出现的历史客观需求。
最后，社稷臣官风是被历史试验抉择中选择的。社稷臣的出现和最终被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整个西汉时期都是中国君主中央集权制度在各方面不断试错和试验的过程，这种大量的试验考察了各种学说和方式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君主统治的实际作用，成为了后世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社稷臣的官风正是在不断的尝试和试错中被选择出来的。也确实是符合当时乃至整个帝国时代的客观需求的。
结语
西汉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状态，正是因为整个西汉时代都是君主专制的正式确立并不断寻找维持方法的过程。汉初的“功臣”向“社稷臣”的转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被认为甚至看作是这种过程的缩影。或许不是最正确的选择，但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却起到指引和导向的作用。从这种官风的转变也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对于政治需求的不同而引发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