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中国南方留有四处通商口岸，到了乾隆年间，直接关掉三个，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此时的中国，说一不二，欧洲列强也很忌惮庞大的中国。
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尽管外国人可以来华通商，但必须要遵守中国的制度。比如，随外国商人来中国的番妇（外国女人）不许在广州上岸，只准居住在船上。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极为不合理，外国美女要来中国，我们举双手欢迎。在当时之中国，这是不准的。绝大多数外国商人都遵守这个规定，有一个荷兰商人偏不信邪，1751年，居然带着三位女性下了商船，进入广州城。
这次事件，虽没有引起冲突，但却让清政府震惊，为了防止发生此类事件，清政府还明文规定：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
1759年，清政府还出台了《防夷五事》，规范外国人在华经商行为。不过，此时外国人也怕庞大之中国，只能忍气吞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在忍受了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出动很少的舰船以及士兵，多次攻入中国沿海腹地，甚至攻打到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大清皇帝道光，一看英国军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摇摆不定，一会和谈，一会攻打，最终溃败。迫不得已签订《南京条约》，吊诡的是，在这个条约中有一条约定就是：允许外国人携家眷来华。
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英国人的胜利，刺激了西方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原来，大清朝是个纸老虎，是个傻大个，徒有其表。
而近在咫尺的日本，受到的刺激更大：我勒个去，原来中国人也打不过英国人。
中国鸦片战争惨败，怎么摆脱列强的欺辱，怎么避免重蹈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的覆辙？让日本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内心的独白与彷徨中，日本德川幕府采取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做法，1842年撤销了1825年颁布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只要外国船只有求，就可以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
伸出这样的橄榄枝，缓解与西方列强的紧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让德川幕府苟延残喘了几年。1853年7月，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德川幕府又接受了开通港口的要求。
英、俄、荷等国一看，德川幕府如此软弱，也学着美国，纷至沓来，来分日本的一杯羹。
列强的渗透，此时德川庆喜为了增加军费而征收巨额的临时税，再加之米价的暴涨，苟延残喘的德川幕府，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不久之后，日本国内以长州和萨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兴起，持续了近26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在日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明治时代，史称“大政奉还”。
新政权初立，怎么摆脱列强的欺辱，如何快速形成可以与欧美列强对抗的“国民国家”？日本率先觉醒，明治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及废藩置县等等。当然，这里面尤为瞩目的改革政策，便是征兵制以及学制。
征兵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而进行军事力量准备，为抵抗外来国家入侵，此时的明治政府急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及士兵，而学制的目的是在全国各地创建学校，提高国民识字率，确保大量具有相应素质的士兵预备军。
在这两项政策的指引下，日后，日本士兵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