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法案，也规定要委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提名苏格兰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威廉·约翰·律劳卑担任此职。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国国情，他被派往澳门时带着前后自相矛盾的训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战争（它会破坏现存贸易）和消极服从（它会加强清王朝的垄断制度和单一港口贸易政策）之间作出选择。
有势力的自由贸易院外集团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东西。自从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以后，贸易按银元价值虽已经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广州物价飞涨。英商当时非常艰窘，降价出卖了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工厂，更不用说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中国货了。这种通货膨胀是西方贸易弱点的象征，因为废除英国垄断权实际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终结，这两者原来都能使商品保持低价。而且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行商为了获得现款，把英国布匹暗中贴本7％出售。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机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产事件），同时它也显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另一个后果。这里不再有一个由英国公司代表组成的单独团体来关心保护每个行商免受海关监督的横征暴敛了。因此，自由贸易拆去了中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而使广州贸易制度出现了极大混乱。实际上，一方实行放任主义，需要另一方相应地取消各种限制，才能恢复贸易职能的平衡关系。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他奉命要象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贴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贴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管带去向这位英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07节 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谭论古今：tanlungujin，让历史告诉未来，照亮人生！让文学滋润生活，幸福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