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家长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追捧某一种学校，这个现象从民办校出现后，就更加明显了。
九河下梢本是商贾地，自建卫以来文风并不突出，虽然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差点花落天津，但是最终还是只在天津留下“状元楼”这些地名，而没有一个天津状元。
可是，天津人的求学热情自古不衰。尤其是清末民初，西洋东洋的侵略者们纷纷在租界、华界办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子弟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化侵略”。据说，那时洋学校、“外资”学校林立，很多人以“崇洋”上洋学校作为身份的象征。
到了1920年代末期，华人精英发现自家子弟在天津没有合适的学校，为了对抗洋学校，集资成立了“天津公学”即耀华学校。
这是霸道总裁式的“望子成龙”——没有好学校？那我们办一所！
普通老百姓当然没有这种办学的豪气，但是可以用脚投票，“选出”了心中的“好”学校。
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到1990年代，高考虽然是指挥棒，但是当时的普通家庭以上专业学校为优先，各类中专、技校是老百姓孩子的第一选择，这种心态可以说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
当时小学、初中都是就近入学，所以各个学校似乎没有多大区别，除非是实验小学、中心小学这样的高大上小学；到了高中阶段才有“等级森严”的三大台阶：市五所、市重点、区重点，这也是当年高考录取率的直接体现，由此还诞生了一个“大头”校的专有名词。
在那个高考录取率记得当年市五所有老师在高考冲刺阶段安慰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就是高考的分子，而他们（“大头”校）大多数已经是分母了。
这位老师算是“话糙理不糙”，当年说出这种话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好生源尽在市五所的缘故。
当时因为中科大少年班的缘故，天津的学校也在小卷招生，耀华中学曾有个“实验班”，学制三年后参加高考，最夸张的时候全市的最优秀的小学毕业生基本都来参加选拔，而名额只有30人。
他们的入学理科考题，让高三文科班的学生做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据说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实验班的学生，清北是保底，但凡考到南开大学就等于高考失利——结果这些实验班的学生大部分直接申请了国外的大学，再去掉保送的，参加高考就“低人一头”。
这种“掐尖”肯定是畸形、不符合教育本质的，所以后来耀华、南开、一中的同类小班，都延长了学制，变成了某种清北保送、直通班。
市五所毕竟不是所有人够得着的，所以在1990年代每个公办中学都“生”出了个孪生兄弟——公立民办校。一开始是给那些有意愿，但分数稍差一点的学生准备的，花钱“补”上分数差，校方、学生、家长共赢的一种方式，后来有些民办校财大气粗，延请公办校的名师等，结果民办校反而后来居上，成为家长的追捧。
即使到现在，还有不少民办校留存下来，成为公办校的补充和助力，有些成为了公办校的“国际部”、初中校——比如南开的翔宇、一中的益中、耀华的嘉诚、20中的双菱。
这是2010年左右天津考生的诸多选择，从那之后，天津的家长们发现风向又有了变化。
在全国来说，是衡水中学、毛坦厂的崛起，在天津本地而言，是郊县“一中”们的“九龙夺嫡”。
这么说是为了显得有戏剧效果，实际上，杨村一中为首的郊县天王们并非暴发户，在恢复高考40年中，每年都有不错的表现——毕竟是一个地区的“掐尖儿”，只是2010年后，从文理状元到985上线率，“杨村一中”们仿佛出现了天材地宝，整个宗门都上升了几个境界，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这也是天津接收北京人才的结果，不少的新天津人挑战了市内六区、尤其是南开、河西的“大学区”地位，让普通家庭多了一种选择。
除了郊县天王，还有小学中的私立校也收到家长的追捧。逸阳、模范等学校面试题，每年都是一时“网红”，让家长们惊叹这些学校录取学生的水平。
可是郊县天王也好，私立小学也好，仍是一种掐尖儿，只不过是把范围从一区一市扩大到多市乃至全国，对于普通家庭还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有关部门相继出台政策，用“对应学区”“摇号”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让全市的小学、初中生基本回归同一条起跑线，就近入学成了唯一的条件，喧嚣的求学市场似乎可以恢复平静了。
唯一的例外是“小外”，即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小学，它可能是天津目前唯一考小卷的公立学校，年年受追捧，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前小外直升高中后，有100多个保送清华为首高校的名额，再去掉出国的，每年真正参加高考的可能只有10多个人。如今虽然每年收缩10%，可是在家长看来，小学毕业进小外，就像进了985的保险箱。所以最火爆的时候，小外能达到6000人报考，录取200多人的局面。
当然，小外的保送不能转系，局限性非常大，可是在家长看来，能上清华比什么都实在！
百年以来，天津家庭追过洋学校，公立直属学校，实验班、民办校、郊县天王、直升校，目的就是让自家孩子升学更顺利，未来的路更宽。虽然教育资源有集中的现象，可是在调控下，天津普通人家庭受教育的机会仍是越来越大，如果单纯以高考为数据指标的话，“天津录取分数低”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网络刻板印象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新老天津人的孩子们都能得到优质、快乐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