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4年，昔日的直沽寨、海津镇被明朝皇帝赐名，为了纪念这位皇帝由此过河，因此在三岔河口建城，定名“天津渡口”——天津。
616年以来，天津沿海河而长，水多、河多，自然桥梁、渡口就多。所以老天津卫时代，带“渡口”的名字非常普遍。
1930年代海河渡船
谭汝为先生曾分析说：早年渡口可分为私渡、官渡和义渡三种。
最早出现的是“私渡”，由民间营管，傍水村落一旦形成，摆渡就会自然设立。“官渡”是官府为便利驿使往来而设立的。所谓“义渡”是由僧人募化或由地方商绅捐资修设的。
天津最后的渡口。如今改建为天石舫。
《天津通志》载：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年)，天津三卫在西沽(城北三里)、晏公庙(河北)、北马头(城北河下)、真武庙(城东北隅)、宝船口(城东南五里余)、大直沽(城东南十里)、寇家口(城东南十里余)等7处设立官渡。后年久废弛，至清初已无存。
据资料记载，到了清末，仅在子牙河自吊桥至金钢桥之间，就有吊桥、炮台、状元楼、西窑洼、李公祠5个渡口。为了争夺渡口，各方势力展开角逐，有人勾结洋人，有人借助军阀势力，顶不济的，也要有流氓地痞“罩着”才能在渡口经营。当然，渡船的工人可不是船主，他们只是卖苦力的。据说，天津解放前夕，有的船工一天的工钱只能买25个煤球。
今赤峰桥所在地，原有“大同道渡口”。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为通商口岸，英、美、法三国首先将位于城南的紫竹林村沿河一带划为租界地，时人称之为“紫竹林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先后在紫竹林沿河一带修建了“紫竹林码头”，就是后来的大同道渡口。码头初名“怡和码头”，后改称“颐中渡口”，1949年更名“大同道渡口”。1981年10月建赤峰道桥取而代之，原名遂废。今大光明桥所在地，原有“大光明渡口”，于清末光绪年间设立，初无名。1900年后因在俄租界内，故称“俄国桥渡口”。后因临近大光明影院而得名。1983年大光明桥取而代之，原名废。
河西的渡口
“杨庄子渡口”是连接海河的渡口之一，西岸在河西区杨庄子大街东口，东岸在河东区郑庄子北柴厂大街口。
杨庄子渡口登船的人。
炮台渡口在红桥区耳闸南侧，子牙河上。清乾隆五年(1740年)设立，由木船摆渡，时称“小渡口”。同治四年(1865年)在此修造炮台，于是改称“炮台渡口”。清末民初因恒源纱厂在渡口北岸建立，故又名“恒源渡口”。
河北区堤头前街南段东北侧有“渡口胡同”，清末光绪年间成巷，因胡同口外为北运河堤头渡口，故名。
“老渡口胡同”位于河北区狮子林大街中段之南，原为北运河河边草地，临近摆渡口，故初名“摆渡口胡同”。1981年更为现名。
红桥区以“渡口”命名的街巷：老店大街有“旧渡口胡同”，1920年成巷，此地原为南运河东岸摆渡口。运河改道后，建成街巷，故以“旧渡口”命名。
邵公庄佟家楼河沿有“摆渡口胡同”，因胡同南端临近渡口，故名。
西沽大街东侧有胡同名“宣家渡口”，约1882年前后建，因附近有宣家渡口而得名，而这条20米不到的短街上就一户大杂院——宣家大院。
摆渡口的栈桥是由两岸伸向河心的，来往的行人要过摆渡，则需经过河坡的马道，从岸上下到河边，经过栈桥进入渡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有人回忆说：“渡船上建有一个廊桥样的棚子，可供行人遮阳挡雨。船舱中央，一侧有一条长凳，看船人在此歇息，在他的对面，有个收费用的木箱。箱子顶部由两块倒锥字形木板组成，中间留有一条缝隙，行人过摆渡时，可将硬币直接投进箱子。小孩子随大人过摆渡时，都希望自己能亲手将硬币投进去，‘当啷’一声，那声音好听、清脆也很刺激。摆渡口的管理员除了负责行人的安全外，还兼维修、养护之责，我们叫他‘看摆渡的’。除了坐在船上那长凳子上以外，在夜晚或人少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到岸边的小房子里歇息或用餐。”
那时摆渡船都不大，所以保持平衡很重要，上船的人不能随便站，而是要听摆渡者的指挥，有序站位。对于乘船的孩子，摆渡的人总是多些担心和嘱咐，要求小孩儿不能打闹，不能靠近水边站，甚至不能大声喧哗。特别是一群愣头小子一起乘船时，摆渡者会“如临大敌”，而孩子们则总在摆渡人“小心翻船”的警告声中暂时收敛了顽皮性情，只待下船后寻了小伙伴，三五成群地一起疯玩儿。
关于渡口的收费，据老人们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渡价是参照当时白牌电车的票价规定的，为旧币100元，币制改革后折合1分钱，这种收费标准执行了将近40年。上世纪70年代，胡玉栋经常乘渡船往来海河两岸，他补充说，如果推着自行车一起渡河的话，票价为2分钱。
到了1980年代以后，渡口并没能随着天津经济的发展而壮大，相反，它日渐消亡。随着海河上的桥相继建成，渡口慢慢消失，最后走船的渡口是杨庄子，而很多人愿意把2007年时北开渡口的拆除看做渡口的终结。其实，北开渡口已经很多年没有渡船，而是由很多条船连成了“桥”。
如今，市内的渡口已经全部消失，很多地方，甚至已经看不出昔日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