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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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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政府能力是很弱的。比如在我们国家，一般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皇权不下县”的乡土社会，地方事务由乡绅、家族长老管理。一旦国家建设、中央集权完成，许多地方性事务就变成了国家事务，甚至连出生、死亡也要办“出生证”、“死亡证”。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央政府有了这么大的权力，自然也得背负巨大的责任，比如提供基础设施、教育资源等等。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乱象的分析就是从这样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出发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作者托克维尔
法国社会原本是“国王—贵族—农民”这样一个三级结构，贵族有封建特权，同时也承担着地方治理责任。随着路易十四中央集权完成，贵族被剥夺了治理权力，但他们仍享受着原本的特权；路易十四为了收买他们还给了他们更多特权。光拿钱不干活的社会蛀虫自然遭人恨。
贵族卸下的地方治理权责由国家官吏接手，整个法国社会成了一个由无数原子化的个人和中央集权政府组成的两级结构，平民直接面对国家。既然国家试图控制一切，民众自然也会认为，一切都应由国家负责，许多原本会找贵族算账的地方性问题于是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出了什么事都会算到政府头上。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还有一个重要论断：法国知识分子缺乏从事政治事务的经验，一天到晚坐在沙龙里空谈，只会写些充斥空洞抽象的口号、缺乏实操性的小册子。结果是，由这些知识分子炮制的新观念和旧制度极度不匹配，并且他们开出的“药方”大多是致力于解决“根本问题”的空洞方案，于是，只要出点社会变动，革命就不远了。
有学者指出，托克维尔对启蒙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并不准确，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是有官职、干过实际事务的。不过即便这一批评成立，托克维尔的分析也至多对法国历史少了点解释力，但本身依然极具启发性。
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或者完全被收编，成为不思考根本问题的宣传手、策论员，或者完全处在体制外，不了解实际事务的复杂性，凭着一点道德热情和赚流量博关注的小心思，面对普通民众发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这个社会的流行观念和现实制度难免彼此冲突，而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