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0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发出之后，大量家长放弃了民办学校，转向了公办学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尝试从民办教育的发展历史中找出答案。
一、中国教育产业化之殇
提起教育产业化，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次会议上，教育产业化被当作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被提了出来。
教育产业化提出前，金融危机刚刚席卷亚洲，因为当时中国金融仍未开放，所以对内地的冲击非常有限，但亚洲其他国家则损失惨重，中国外贸大幅下滑，内需疲软。当时我国有6万亿元居民储蓄，考虑到1998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78345.2亿元，如果把居民储蓄中的10%转化成教育投资，也高达6000亿元。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想法绝对是大错特错的。但在当年那个年代，随着对计划经济崇拜打破，无论是庙堂，亦或江湖都开始了对市场的崇拜。市场化，成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比如，医疗市场化、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福利分房取消等等。近几十年来，困扰着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医疗、教育问题，几乎起点都可以追溯到这短短的几年之内。
但是，教育产业化很快就走歪了。1999年秋，大学开始新一轮扩招，并基本实行收费上学，这种风气很快扩散到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些部门、地方政府、学校将这一政策当作赚钱的机会，使产业化的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
择校费、学区房具体在何时出现，如今已不可考，但教育产业化之后，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物极必反！2005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导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发布，报告对医疗市场化的评价是：基本上不成功。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对过往政策提出批评和否定意见，极其罕见。而这也引起了对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反思。
二、教育乱象推动民办教育迅速崛起
中国私立教育源远流长，远在2400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等就开始兴办私学，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也为人熟知，这些都离不开私学的发展。
1992年6月16日，四川省都江堰市教育局发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张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光亚小学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由公民个人创办的全日制寄宿学校。
民办教育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大发展，是国家对教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与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巨大的矛盾，这是根本原因。此外，公办教育体制死板，无法满足群众多层次的教育需求，而民办学校机制灵活，能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光亚小学的创始人卿光亚，当年就是因为无法每天几次接送孩子，才有了自己办学校的想法。
而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步伐。尤其是2002年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未明确民办教育的非营利性，这导致民办教育在短期内野蛮快速生长，明码标价的民办教育模式，让大量的无权无关系的普通老百姓看得明白，因此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各地政府为了甩掉教育投入包袱，明里暗里也支持民办教育，对民办学校各种“掐尖”招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义务教育阶段事实上实施的是双轨制。因国家教育理念混乱，民办教育乘势崛起。
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占全国比重36.13%，各类教育在校生5616.61万人。其中，幼儿园17.32万所，民办普通小学6228所，民办普通初中5793所，民办普通高中3427所。民办学校的发展速度可谓惊人。
三、民办摇不中只能随机分配公办学校风险不可控
客观来说，民办教育在弥补中国教育资源不足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满足当前社会多层次教育需求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多年积累之后，民办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对公办教育形成了碾压优势。读民办学校无需学区房，大量重视教育的家长，选择读民办学校，把买学区房省掉，投入到孩子其他教育开支上。
但教育是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这在全世界是基本共识。
最近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对民办教育也同样提出了公益性要求。就近入学、小升初摇号、取消特长生招生等政策早已逐渐推行。但这些政策，一直囿于公办体系，并未波及到民办学校。《通知》把这些政策同时拓展至民办学校范围。此外，《通知》在延续就近入学这一原则之外，还规定了“划片招生、公民同摇”，公办和民办，政策一视同仁。
以广州为例，即便是想要入读民办学校，也需要有学位房（有住宿条件可跨区招生的民办学校除外，但此类学校比例不高），且只能同时报两家民办学校，这将大大降低入读民办学校的几率，一旦不能摇中民办学校，只能接受随机分派的公办学校学位。
试问，谁敢把自家孩子的读书机会，让摇号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