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亭衣

导读:杨绛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她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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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杨家有女初长成

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在北京诞生了一名女婴,她就是我们熟知的才女——杨季康,又名杨绛。

生于书香世家,接受了新式教育,到清华大学借读,认识了清华大学才子钱钟书。从此,她成为了他的妻,随他漂泊天涯。与钱钟书结婚后到牛津深造,认识盛澄华到巴黎求学,认识陈麟瑞、李健吾开始写剧本。

人的一生总是要遇见几个人,然后和什么人一起改变自己。杨绛先生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后来她的女儿走了,她的丈夫走了,她还是喜欢着她的写作,喜欢着读书。

人这一生总要有自己喜欢的事,这样人生才不会过得无趣。

杨绛先生是幸运的。她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翻译家,曾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名著,也出版了《美国独立史》《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等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著作。

杨绛先生的母亲唐须荌,江苏无锡人。她的母亲和父亲订婚时,双方才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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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须荌生于富贾之家,从小家人便请了老师教她读书识字。闲暇时,她会看一些小说,比如《缀白裘》,她还喜欢看《聊斋志异》等志怪志异类小说。时而,她也会点评一下作者,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据杨绛回忆,母亲曾看着绿漪写的《绿天》对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唐须荌是一个大家闺秀,懂得女工,也会裁缝。后来,杨荫杭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她就弄了一些布,很快就做了一套衣服出来。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内敛持家,视丈夫为天,视儿女为宝。

杨绛先生有了一对感情好的父亲母亲,而且父亲母亲都爱读书,这也让小杨绛得到了熏陶,这也让杨绛先生才有了思想上的独立。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

在那时候的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还未褪去。当仆人们得知杨绛是个女娃时有些失望,但杨荫杭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

杨绛有三位姐姐,名为杨寿康、杨同康、杨闰康,因为排行老四,父亲给她起名为杨季康,唤作阿季。

在这么多子女中,杨绛最受杨荫杭的疼爱,每当襁褓中的杨绛哭闹时,父亲会把她抱在怀里,哼着小曲哄她入睡。因为体型娇小,杨荫杭常开玩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杨绛五岁时,杨荫杭把她送入了北京女高师附小念书,当时她的三姑母杨荫榆正是女高师的学监。

当时,杨绛的父亲身兼数职,公务繁忙,母亲又要照顾刚出生的七妹杨桼,无暇分身。正是因为有三姑母的保护,她的童年才不至于太过孤单。

一九一九年秋,杨荫杭递交了辞职申请,准备举家南下了。

到了江苏无锡后,杨绛父母不想回老家住,就住在了沙巷的一栋房子里,杨绛的父亲病倒了。杨绛的母亲去求了杨荫杭的老友华实甫,华实甫诊断了下,确诊是得了伤寒,杨荫杭服用了华实甫的药后,病情逐渐好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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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杨绛回想起这件事时说,幸好父亲有了好转,否则以当时的情况,自己怕是念不成书了,也许会做个小学教员,抑或是车间女工。她连后路都给自己想好了:无锡的工厂倒是不少,进了工厂也不至于饿死。

沙巷附近有一座大王庙,原先是供奉某位大王的,后来改成了小学,就叫“大王庙小学”。之后,杨绛和两个弟弟便在这所小学里念书。

在大王庙小学的这段生活经历是杨绛童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她还经常提起: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个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02杨绛先生的清华梦,去清华读书一直是我的梦想

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在她待过的众多学校里,最喜欢、最有感情的就是清华。”

一九二八年七月,杨绛先生从振华女中毕业,准备考取大学,当时她特别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可清华大学虽然开始接收女学生,但不在上海招生。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录取,但她选择了东吴大学学习。

读二年级时,学校要求分科,她思考着“该”学什么,这个“该”字并不是自己想如何便如何,而是什么有利于社会便做什么。父亲杨荫杭却觉得没有什么该与不该的,喜欢最要紧,喜欢就是兴之所至,就是与自己最相宜的。最后,杨绛先生遵从了自己的内心的选择,决心学习文学。

可当时东吴大学没有开设文学专业,可供选择的只有法语科和政治系。杨绛先生想选法预科,她原本想着毕业之后可以给父亲当个助手,协助父亲处理官司。可杨荫杭不同意,最后杨绛先生选择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上课,大多情况下她都在图书馆看书。她说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杨绛与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有比她年长两岁的姐姐又很照顾她的沈淑,还有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好友蒋恩钿。蒋恩钿知道杨绛的心思,劝说杨绛报考清华大学。杨绛很快被说动了,趁着暑假在蒋恩钿的陪同下到上海交通大学报名并领取准考证。用唐须荌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绳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着考清华。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喜欢捉弄人,这天是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杨绛的大弟杨宝昌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天气炎热,很快转为急性脑膜炎,性命垂危。杨绛与母亲和大姐轮流守夜,可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弟弟年轻的生命。

杨绛有一次错过了自己心仪的学校。

03杨绛先生的乐作人生

杨绛年少时曾两次往返于京城与江南之间,到不同的学校求学,阅读了不少书籍。大学毕业后,与钱钟书一起到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求学,开拓了视野。

于杨绛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阅人无数她都已经完成了,在通往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她正缺一位名师指路,这个人就是陈麟瑞。

陈麟瑞与杨绛是校友,同毕业于清华大学,他曾在美国等多个国家留学,归国后在各大高校任教,对戏剧颇有研究。谈起陈麟瑞,杨绛说:

“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陈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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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绛先生来说,陈麟瑞不但是她的良师益友,更是开启她戏剧人生的一个关键人物。

一次,陈麟瑞摆庆功宴,请杨绛、钱钟书和李健吾一起赴宴,庆祝自己的戏剧《晚宴》首次登台演出。

陈麟瑞见杨绛学识渊博,尤其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很到位。于是陈麟瑞对杨绛说“何不也来写一个剧本?”

于是,杨绛先生开始尝试写剧本。那时上海彻底沦陷了,杨绛先生到了工部局半日小学任代课教师。有了这份收入他们的生活不至于拮据。闲暇之时,还有时间写剧本。

一九四四年,继《称心如意》之后,杨绛的另一部五幕喜剧《弄真成假》亦被搬上了舞台。杨绛特地带了父亲和姐妹去剧场看演出,其间众人哄笑不止。父亲问她:“全是你编的?”杨绛回答说:“全是。”父亲笑了笑,说:“憨哉。”

《弄真成假》上演后好评如潮,反响超过了《称心如意》。李健吾评价说:



“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关于喜剧,杨绛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先生对于喜剧的看法,正是她面对人生的一种乐观精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