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红布》不是第一次被改编搬上舞台。
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出圈。
在《少年ON FIRE》，两位不满18岁的少年爱豆唱了这首歌，改编成了偶像男团style。
如果没有BGM。
你能看得出来这——
这——
以及这——
是崔健的《一块红布》？
眩惑的灯光，暧昧的舞姿，腻歪的互动。
这块红布，怎么看都像是《掀起你的盖头来》。
摇滚乐迷炸了。
差点要被视频气得吐血三升：
“魔改”“卖腐”“精神内核尽失”……
起止是摇滚迷。
连Sir也受不了。
有人说，花钱买了版权，为什么不能改？
先表明观点，有版权不是一块免于批评的金牌，否则每一部买了版权改编的作品我们都必须大声鼓掌。
改编版和《一块红布》本尊被同时在一起时构成的巨大反讽。
它的可笑与可悲。
根本不是《一块红布》年轻化的徒劳。
是它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一块遮羞遮丑的裹脚布。
不是不能改。
是不能这么改。
就连十来岁的小爱豆，在排演时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
“我感觉好尴尬
我在台上我都不知道我干嘛
强行改编
最为致命”
那为什么还要硬改？
因为在今天的流行逻辑，不管歌曲内核如何，背景是什么。
只要借题发挥，舞台上秀一秀。
尖叫管够——
我们不反对男团。
再进一步。
我们不反对男团用一个标准化、流程化的舞曲来取悦粉丝。
也不要求这群年轻的爱豆和粉丝们必须关注崔健，了解他作品中的内涵。
既然不懂，可以各自安好。
但。
请不要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改编与经典打通次元壁。
这不仅是一块破烂的红布。
红布上还有补丁。
节目中的创作概念本来是这样解释的——
“扯下禁锢自由的红布”“他们才是彼此世界的色彩”，一记漂亮的社会主义兄弟情弧线擦边球。
遭到质疑后，主创团队紧急对以上的说法进行了修补。
变成——
“两个孤独症少年的相互救赎”“彼此世界里的色彩即一抹红色”。
听上去相当政治正确。
但Sir搞不懂了，这180°的转弯从哪来——
一会说红色是禁锢，要拼命挣脱；一会又说红色是世界里的色彩，要共同拥抱。
更暴露的是，这改编从最初就充满了混乱和自相矛盾。
原版，崔健的演绎。
红色具有稳定的基调和含义——
它充斥一切，又映照出个人的孤独和迷惘。
而男团版呢。
红色完全沦为夜店灯光效果，在这样的氛围里，歌手还要故作深情地唱“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到底是几个意思，谁给翻译翻译？
如果说原曲唱出的是自我与自由的求索。
那么改编后，则变成了完全看不到“人”，偶像流水线上的快消品。
在这个体系中，流行和年轻可以炸裂、暧昧，可以是一切感官刺激，但与“意义”“理想”毫无关联。
这种自我降格与矮化的改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既不敢真正做自己。
也不敢照原样模仿别人。
有的，这是在红布下畏畏缩缩，用影子假装高大。
《一块红布》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在崔健之前，中国没有摇滚乐。
最粗犷的，是陕北信天游；最温柔的，是邓丽君。
中间地带，是一片空白。
当时的年轻人，也如现在一般，有一股子劲没处使，有许多问题没有解答。
这时候，崔健出来了。
按照现在的风格来说，他的那个乐队，还算不上多正规的摇滚乐。
但大家都公认：
摇滚是风格吗？摇滚是精神！
《一块红布》放在当时的环境里，一系列操作堪称大胆的行为艺术——
《人民日报》介绍了崔健的《一无所有》，还在其主办的歌星歌曲选拔赛里，让他的《一块红布》（原曲定的是《一无所有》，但崔健临时换歌）压轴演出。
在舞台上，崔健也格外淡定。
掏出了红布，蒙在了眼睛上（这一动作，一直是这首歌的标配动作）。
有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消息，新华社的通稿，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
《一块红布》得以登上台面。
在这场演出后，未来几年都活跃在各大演唱会上。
可《一块红布》想成为崔健代表作的这条路，并不顺畅，被禁，解封两种状态，在各个时代里轮回变动着。
但，还是无数的年轻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就已经热血。
这是一种融合了年代，而产生的特定精神和思想。
是一种来自当时，从心底油然而上的力量。
它是刚强的、无畏的、阳刚的、坚韧的，这也就是崔健的音乐里爆发出来的力量。
管虎第一次听到崔健的歌就“晕了”，在采访中说：
“我们老说，崔健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他原来在天上是个喇叭，天上说底下太不对了，派他下来叫、喊、唱、提醒一下‘有问题了’。”
王朔专门为崔健写了一篇文章：
“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这个常识那之后我才知道。”
什么是《一块红布》。
放在那时来看，它是极易戳破的一场梦，也是停留在眼前难以追逐的未来。
歌词里有一句：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这是真正的回答吗？
不。
当红色遮住了双眼，遮住了天。
然后红色再问你，你的路是什么，除了回答“红色”，还能有什么别的答案？
所以歌曲里出现的“强和烈”“热乎乎”“善良”“幸福”，一切的正面高大，都有着与其相反的虚妄。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绝不妥协的精神。
在2005年，崔健写了一首歌。
《蓝色骨头》，呼应着《一块红布》里的颜色。
“红色 黄色和蓝色 分别代表人的心 身体和智慧
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 就象眼前这个社会的大酱缸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 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
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 抬头看看上面 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靠着红布，一个人可以假装“强和烈”，可以“热乎乎”。
但崔健表达的，是一种面向心灵的自省与探索，与市面上公然的假和得势，划开一条界线。
他的摇滚乐，代表一代年轻人走过的路。
而现在《一块红布》被如何演绎？
年轻人，温柔走进了那块红布。
问世之初，《一块红布》惹来过麻烦。
这是每一个试图真诚的创作群体都要经历的事情。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乐队的夏天2》，也可以说是《胶布的夏天》。
能盖的尽量盖。
盖不了的，那就改。
一开始，说唱是重灾区。
Gai的《重庆魂》，本是一首很有重庆痞气的歌。
“软中华，硬玉溪”。
改成了：燃中华，in渝西。
丰都江边过鬼门。
鬼，成了“瑰”。
你说嘻哈太不正经，那《歌手》也“被改”了。
好好的一首《易燃易爆炸》。
疯魔，不行，改成疯狂。
轻佻又下贱，不行，得改成轻狂又随便。
私奔？更是不行了，改成出奔吧。
综艺都这样。
更大众的影视类作品也难逃魔掌，曾经有一种电影叫“音配像”。
来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吧。
《安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楼山关成功开单，庆功会上借醉态吹牛，分享成功经验。
在剧里他说的是：成功只有三个字——
不、放、弃。
但你跟着他的嘴型念：
不、要、脸。
对不对？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够鸡汤，还是不够正能量，以至于要被消声。
你问，什么是真诚，真实的作品。
Sir就拿一个小说片段给你们讲讲。
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里，记录了一个场景。
“一个人被电车碾过，轧断了一条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墙而坐，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坐在那儿等待救护车到来。
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他为什么会找出这块手帕。
在那些汹涌的，更有战斗力的市场里，这个人在路边的大声嚎叫的样子当然更吸引。
但在真正尊重人的作者里。
他会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前者是碰瓷。
后者，知道什么是羞耻。
我们并不是没有这种羞耻心。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不是药神》里，程勇借醉送思慧回家，其实心里的想法不言而喻。
成年人的游戏不用多说。
程勇在思慧的卧室里，得意地脱着衣服时。
突然，一晃神。
被站在门口的思慧女儿吓了一跳。
钻到被窝里，还拉了拉身上的被子。
这一次，女儿懵懂的眼神，激发出了程勇的羞耻感。
因为这一次的羞耻，也松动了程勇的内心。
从一个药贩子，走上了一个真正能体恤病人的“药神”，这个动作是转变的节点。
再看一个细节。
《寄生虫》里，压垮了金基泽最后一根防线的动作是什么？
是朴家人在他面前，不加以掩饰的，对某种臭味的反感。
金基泽知道那是什么味儿。
是贫穷，是底层，是寄生虫的味道。
而这一种耻辱感，刺激了金基泽最后的报复和杀戮。
人是知道羞耻的动物。
而这一份羞耻，也继而产生出了许多衍生出来的情感——
尊严，信念，卑微，愤怒，愧疚.....
等等。
如果一位创作者，难知羞耻，那也难以洞悉人性。
作为观众，也不知羞耻。
那产业链里，烂片的闭环，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借口。
到最后，我们成了那个围观被电车压伤的看客。
这些电影创作者们，是那个在人群中抱着腿，鬼哭狼嚎博得眼球的，卖弄者。
而改编《一块红布》的冒犯，何尝又不是这种故作高深的卖弄。
哪怕是平庸、毫无个性的偶像。
如果您真实，真诚地承认自己，那也没什么。
我们讨厌的是——
需要反叛、勇敢、热血的文化符号来装点自己。
但同样是年轻人，你们敢像崔健歌曲中唱的那样，真的去反叛，真的去冲破？
所以。
当创作者再也无法用自己内心真实地触感去面对作品。
他便只能够“改编”。
用他人的经历，来完成自吹自擂的“我也一样”。
而你最大的羞耻。
就是你不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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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北野武术大师、小田不让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