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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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总为苏轼多才多艺的禀赋所折服,为其跌宕起伏的仕途所感慨,为其化苦为乐的生活态度所鼓舞。他是士大夫,是诗人,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大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他在不同的角色间来回切换、顺利过渡。他一直身处漩涡之中,却光风霁月,超越狗苟蝇营的勾当;他面对世俗的荣华富贵,不忮不求,宠辱不惊,随时随地吟诗作赋,纯然表达所思所感;他一生颠沛流离、苦难连连,却心安随缘,旷达洒脱。他之所以有如此修为,正如其词《定风波》中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忘怀于得失,心安于当下,避免了“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的悲剧,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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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进退得失的淡泊之心

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人的基本价值选择。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考中进士。他一生坎坷,多次沉浮。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又接连升任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其时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赴杭州当太守。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此后多次贬官放逐,远赴惠州、琼州,一直到儋州(今海南儋县)。

苏轼“过山车式”的政治生涯,足以令常人惊恐不已、心如枯槁。而他却随缘自适,深自省察,努力物我两忘,寻求心灵的真正安宁。黄州时的日子非常艰苦,那儿是长江边上一个偏僻小镇,可他依然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时光。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却“自喜渐不为人识”。他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

对待事业穷达的仁爱之心

苏东坡为官从政尽心尽责,无论居届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实事、解难事。

刚到杭州,而对水灾、旱灾、瘟疫,开仓济民,又拨出专款建立中国古代第一座公立医院。

到了颖州、广州等地又兴修水利工程,造福当代百姓。他还建立孤儿院,创立监狱医师制度。每到一处,心系百姓,恪尽职守。

被贬黄州有职无权,依然兼济天下。他了解到当地有一恶习,老百姓因天灾人祸,家庭不堪重负,往往淹杀初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他“闻之心酸,为食不下”,多方奔走呼号,成立“救儿会”慈善团体。向富人募捐,用来买米、买布、买被褥,同时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的孕妇,对于答应养育婴儿的,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凡捐款者、养育婴儿者,均记载功德簿,公告于众,以资弘扬,使垂范后世。他又身体力行,将俸禄中的大部分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

对待环境顺逆的豁达之心

苏轼一生沉浮起落,每一次被贬,都离京都越来越远,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差,可他能坦然处之。哲宗亲政后,被贬到惠州,这在当时是非常偏远落后的地区,也是最残酷的流放,但他随遇而安,丝毫没有被放逐的挫折感和失落心态。每天徜徉于荔枝林中,享受着适意的人生,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句。

一个春日的清晨,听到道院中传来一缕缕钟声,他又诗兴大发,写下了“报道先生春睡迟,道人轻敲五更钟”的略带慵懒的小诗。据说,这首颇具戏谑意味的小诗传到当时的宰相章惇耳中,使之勃然大怒。他无法忍受在岭南这种不毛之地,苏轼还过得如此舒服,于是又把他贬到海南儋州。

当时海南儋州条件很差,所有受迫害的旧党人士,他是唯一被贬到这里来的。在海南异常艰苦的生活仍然没能让他消沉,依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如其在《观棋》诗中所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复尔耳。”

苏轼的“心安”是对人生彻悟之后的精神自由,是“聚散离合本是缘”的达观,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超然,更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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