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谁才是晚清朝廷真正认可的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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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覆灭成就了三位汉臣:攻陷天京的曾国藩,获封“一等侯爵”并特赐世袭罔替,授太子太保衔,赠双眼花翎;攻陷江苏并协助进攻天京的李鸿章,获封“一等伯爵”,赏双眼花翎;攻陷杭州并逐渐控制浙江全境的左宗棠,获封“二等伯爵”,授太子少保衔,并赐黄马褂。而在这一年,来自贵州的书生——张之洞高中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正式踏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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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左宗棠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而进入仕途最晚的张之洞也逐渐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

因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对“晚清中兴,赞画有功”而被合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只不过,后世对于上述四人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连当时的清廷都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

那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人,到底谁才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朝廷真正认可的大佬,谁才是“名副其实”的晚清重臣呢?

所谓“重臣”,即为于朝廷中担任要职、身负国家重任的臣子;

所谓“大佬”,乃系在某一方面具备绝对话语权,能被时人崇敬、敬佩的杰出人物。

就官职级别而言,四人均领“殿阁大学士衔”,品秩均达到了顶点——正一品,行政级别均为正国级。而且,四人所担任的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均为朝廷要职,而且四人均为“同光中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可谓“身任要职、身担重任”。也就是说,曾、李、左、张四人均能称得上“重臣”

只是,他们是不是都能被称为“大佬”?是不是都能得到晚清朝廷的绝对认可呢?

晚清时期,真正被朝廷委以重任的表现

随着清朝的发展,清朝权力中枢的所在也随之逐渐变化,从清初时期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康熙年间的“南书房”,再到雍正年间的“军机处”,清朝时期的“内阁”几乎从未拥有过实权,“殿阁大学士”自然也基本等同荣誉官职,虽然名为“朝廷宰辅”,但实际权力甚至还不如六部尚书、地方督抚。

雍正皇帝登基后,创设了服务于皇帝一人的“高级秘书处”——军机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就是说,自雍正朝以后,军机大臣逐渐成为被皇帝充分认可、绝对信任的朝廷重臣。如果军机大臣再兼领“殿阁大学士”职衔,就基本等同于前朝的“宰相”,才是正儿八经的“朝廷重臣”

晚清时期,清廷虽然无奈重用汉臣,但对汉臣的提防之心却从未消除,“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想法也从来都没有消除。所以,手握重兵、势力遍及全国的曾国藩从未进入过真正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其兼领的武英殿大学士也只是一个虚职,恐怕他连武英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李鸿章虽然出任过清朝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且还兼领文华殿大学士,拥有着“内阁首辅”的虚名,但其也从未担任过军机大臣,从未真正走进权力中枢。

说到底,曾国藩只是清廷用以压制地方造反势力的武器,而李鸿章也不过替清廷背黑锅的一个“糊裱匠”而已。

而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才是真正走进晚清权力中枢,参与制定军国大计并对晚清政权进行宏观调控的“朝廷重臣”

曾、李、左、张四人的国家贡献对照

根据曾、李、左、张四人的仕途生涯、生平大事,我们可以对其具体贡献做出大致概括:

曾国藩

平定太平天国、为朝廷“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诈帅,几遍海内”,李鸿章、左宗棠就是左宗棠发现的“千里马”。只不过,李鸿章真正拥有“再造玄黄”之能力的时期,出现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能被称为“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更是发生于同曾国藩交恶以后。

只不过,等到为国家、为民族出头的时候,“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的曾国藩却全然没有了脾气,数十年积累的名望和地位就因为一个“天津教案”而名声扫地、晚节不保。所以,曾国藩是清廷的“大佬”,但绝不是国家、民族的“大佬”

李鸿章

能被慈禧太后评价为“再造玄黄”,能被伊藤博文评价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能被《清史稿》评价为“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李鸿章凭借一己之力为晚清强力续命的功劳,不可磨灭。《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的具体表现,也确实对得起“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的评价。

“甲午战争”的失败,谁最该承担责任?慈禧太后挪借北洋舰队军费修建圆明园的传说,现在都没得到证实,而李鸿章指挥失误导致舰队被团灭在威海卫,却是不争的事实。再往前推,光绪十一年,在朝鲜已经战胜日本的李鸿章如果不同日本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日本恐怕连朝鲜都进不去,“甲午海战”恐怕也不会发生。

更让人愤恨的是,根据俄国史料记载,因为李鸿章收取了沙俄高达30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才有了《中俄密约》这个“强盗条约”的签订;而且,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在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的背后,又有着李氏家族数年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就此来看,后世对于李鸿章“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孽”的评价,并非虚言;其被骂为“卖国贼”,也绝非冤枉。

左宗棠

抛开所有,仅就其力主“疆防”并率军收复新疆的壮举,就对得起后世对其“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的至高评价。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这才是真正值得推崇和尊敬的“大佬”,才是真正的“国家之光”、“民族之光”

张之洞

一个文人出身的清流派领袖,毅然转向洋务运动,以实业救国,这份魄力和担任就值得后世敬仰。晚清时期,包括曾国藩、李鸿章甚至是恭亲王奕敖在内的朝臣都在喊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可真正做到实处的又有几个?

改革教育、修筑铁路、主张学习西方法律,并以实际行动奠定中国重工业之基础,这才是洋务派领袖真正该有的模样。因为张之洞,中国的教育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才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者,方为国之柱臣、民族之希望也!

就此来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朝廷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他们能分辨出谁才是真正值得认可、值得信任、值得赋予大权的“国之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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