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一个“自媒体时代”。
尤其是在清末宪政改革开始后，各路文人在报纸、奏折上狂打笔墨官司，跳脚骂娘的比比皆是、神奇怪论层出不穷。在这其中，鄙人偶然在奏折中发现一段神论：
“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所以行者曰权。权之所归，即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大革命。”在这前面也说了句：“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
一言以蔽之：给老百姓权利太危险啦！！立宪搞不好就成法国大革命了！！
此论出自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当年于式枚正好在宪政编查馆打工，说来这也是一份“内参”。
说句实话，于式枚此人鲜有人知，不过他的两个孙女倒是在今天大名鼎鼎：于立忱和于立群。这两人都先后都嫁给了大才子郭沫若，上演了一段上个世纪极为狗血的“爱情传说”。诚然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于式枚这番言论妙的地方在于，今天看来这样的言论是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可后来民国初年真的乱的跟法国大革命一样了！政坛更迭不断、民间战争不断！灾荒不断、饥饿不断、贫穷不断！而且原因从表面上看和于式枚相差无二：民主共和的外壳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导致成本过高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反作用，最后只能通过独裁政体来维持政治的稳定。（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说法，成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独裁统治的滥觞）
这真是太囧了。
不过更让人觉得历史是在开玩笑的事情：于式枚作为反对“历史前进”的保守派典型，被革命党人绑在了耻辱柱上一顿群殴，大有不许给他做翻案的历史骂名。
今天那个时代早已经远去，可能我们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聊，那时候的于式枚所代表的保守派是否真的就是“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
客观来说，于式枚可能是那个时代，对世界了解最为深刻的一批中国人。
1896年，在北洋打了十几年工的老员工于式枚被李鸿章带出去见了见世面。这一趟几乎游遍欧美的旅程让李鸿章在国际上暴得大名，也让于式枚这个“小卒”官运亨通，一波捅到了礼部主事的官位。
后来，倒霉的国运不得不让于式枚跟李鸿章一起，签署了辛丑条约的条文。也让这个中年人真正痛定思痛，想办法找到解决挽救国家危机的办法。
1907年，于式枚升任邮传部侍郎，成了“副部级”干部。之后被任命宪政考察大臣，出使德国考察。相较于当时许多人云亦云不知宪政真意的士绅和革命党人来说，于式枚宦海沉浮多年，又有当地考察经验，所以他对宪政的理解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
所以在国内外嚷嚷着要搞宪政的时候，深谙欧洲历史的于式枚一下子就晓得这是夺权行为，甚至说咱这已经“国势分攘”了。而且还看出这些倡导立宪开国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民”而是“士”，就是精英群体。看来他也知道这很可能是西方历史的复刻了。
但这样的前途真的很好吗？于式枚说“教育未能普及即予以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参政权所必须的公民素质没有普及，那么给这些精英权利，只会导致他们争权夺利，最后的结局就是政坛不稳，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
在认清楚宪政的本质后，于式枚认为应当采用渐进的方法改良宪政，不应该操之切切，否则真的会有大动乱的危险。
可惜，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于式枚的一切分析都在历史的进程面前被击得粉碎。民国成立肇始，革命党人搬来了一套成本高昂的上层建筑，下不能通常于基层社会、上不能形成完善的共和政体，导致民国初年政坛极为动乱，百姓民不聊生，遂有了被今天人们批判的“民国不如大清”的说法。
当然，这不能归咎于革命党人的“幼稚病”。从维新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和内部百姓的焦虑。但压力也好焦虑也罢，是一种极容易被渲染和夸大的事物，必然有极端化的倾向。
当于式枚的分析不幸言中的时候，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民初一大帮皇族和顽固派纷纷围到他的周围，到后来袁世凯也都邀请他参政。
但于式枚本人却对政治伤心透顶，自己明明是要靠这些话来警戒政界同僚的，没想到自己悲观的说法和预测一语成谶，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
后来于式枚跑到青岛生活，没了政事情也是接了一个大活：编修清史稿，出任总阅（总编辑）。不过没过几年，于式枚就病逝了，时年1916年。
当然，对于式枚言论的评价涉及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立场问题。这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很难说是一个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人盯着你的屁股在哪儿。
就好比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你站在清政府的角度，那当然于式枚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能将清末宪政改革很好地持续下去的，是维持清王朝统治的。
但如果你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于式枚的话又不对，因为他“维系了腐朽王朝的苟延残喘”。后来人总是觉得，清王朝能尽早死就尽早死，所有能够维持当时统治的手段和建议，都是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其实对于后人来说，更值得有经验教训考量含义的，好像并不是这个所谓的立场问题，而是思考那个时代激进和保守之间的博弈，是否仍然有“既视感”，是否仍然对当下有“以史为鉴”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