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闫瑢
身为马来西亚人，他却是中国建设初期的第一功臣。不仅曾为中国净赚500万，还曾将国贸从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利爪下救出，他就是——郭鹤年。
在国家建设初期，郭鹤年应中国政府要求，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了3000多万。但他与中国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在中国国运衰微时，外国人都想来指点江山。
1984年，上层计划发展中国经济，但是，当时的中国连个像样的贸易中心都没有，于是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国贸。
北京的地标国贸，在最初建设时期，是一个十分萧条的地方，投资者都不愿参与。虽然美国和日本的财团为拿下地标而竞争，但给予的条件却十分苛刻。
只要经历过掌握不了话语权的卑微，就能体会中国当时的境遇是多么令人心酸。
听闻国贸的境遇后，虽为马来西亚人但身流中国血的郭鹤年义无反顾向中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郭鹤年说：“我们要争志气，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刚好我有一亿多美元现金在香港盘古银行，这个事情，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做。”
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郭鹤年向外经贸部提议由他来出资建设。不过，投资国贸需要一笔巨额的费用，郭鹤年在银行存的一亿美元远远不够。
为了筹集资金，他停下了手里的其他生意，把全部资金都调入投资国贸的经费中，此外，还向银行贷了款。
建设国贸期间，郭鹤年足足投入了5.3亿美元！
5.3亿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在郭鹤年投资国贸的前几年，李嘉诚仅仅用了3000万美元就控股了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和记黄埔”，并以此奠定了自己华人首富的基础。
所以，在众人都不看好的领域，郭鹤年凭借精锐的目光和一腔爱国的热血，为国贸的发展累积起一块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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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设初期，他身为马来西亚人，却为中国的发展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可以说，郭鹤年是当之无愧的应召之臣。
虽然，郭鹤年爱国，但在投资方面，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愚勇之士。
当时投资国贸中心时，国内的投资环境很不完善，如果他将这笔钱放到海外，回报一定更大。但是，眼光长远的郭鹤年很擅长放长线钓大鱼。
如今，国贸带给郭鹤年的投资回报，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但这一回报未来还会成倍增长，因为北京的租金还有非常大的上涨空间，国贸的真正潜力还没爆发出来。
1990年，邓公代表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正式对外接见，他专门花40分钟接见了郭鹤年并评价他：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
引路人郭鹤年的爱国之心方炽，你会如何评价他为中国初期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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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2002年电影《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十分欣赏的，所以力主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并赋予中央书记处极大的权力，“什么事都要管”。毛泽东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即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这不是无中生有的说法，是真实的事实。
1957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与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说到自己的接班人时，把邓小平列为第二，并且说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时为中共中央代表团俄文翻译的李越然后来回忆当时的对话说：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赫鲁晓夫讲：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对邓小平，赫鲁晓夫是熟悉的。
赫鲁晓夫说，是啊，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继续对邓小平褒彰。
毛泽东回答说：“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毛泽东向外国人推荐邓小平是有深意的，目的是树立他在国际上的威望。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作为把毛泽东决策变成实践的总指挥，与毛泽东的荣耀和失误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8年，为了迅速摆脱贫穷的“帽子”，党中央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使得经济工作出现失误。对此，邓小平认为他作为总书记也有份儿。若干年后，他接见记者时说：
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
这种共命运、共荣辱的情愫就是几十年之中的邓毛关系，也正是这种情愫，使得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无论多么艰难，抑或多么顺利，总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中国航船不停地往前进。
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进行压缩。会上，毛泽东总结前期工作的教训，再次认为要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说：
开那么多小组会，今天开了一天会，不是权力集中在我们这里？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经常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这里除了（讲）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中央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就是邓小平同志。所以就要这样干，不这样不行的。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泽东又对邓小平本人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对此，余世诚教授说：
毛泽东的这些诙谐语言，自有一番深意。他曾在1956年、1957年、1958年初和1958年底多次向党内外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甚至曾想只任党的“名誉主席”，退居二线。但“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和遇到的麻烦，使他改变了初衷，他要立于前沿去掌舵，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体味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赞赏和器重。
毛泽东说这一番话，“显然，毛泽东是要增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权威，同时也是要增强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邓小平的权威，希望邓小平在经济计划指标调整和人民公社整顿及各方面工作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条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轻轻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棵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优美挺拔，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三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在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点燃了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政治局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里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明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后很高兴，他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