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东边，最窄处的鲤鱼门海峡，只有不到500米，
凌晨三点，海面渐渐归于沉寂，
英国海军的巡逻舰艇，陆续靠岸抛锚，船上的英国大兵，打着哈欠，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在不远处的一艘小船上，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真紧盯这英国人的举动。
“唰、唰、唰……”
在确定英军停止巡逻后，小伙子马上发出信号。
一支满载着五金、药品等军用物资的船队，像离弦的箭一般，驶过鲤鱼门海峡，穿过一片公海，飞速驶向深圳蛇口方向。
这一幕，发生在70年前的香港海面，这样的“猫鼠游戏”一直持续了三年时间。
（1950鲤鱼门海峡水道中的英国巡逻舰）
1950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开始了漫长的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后，美国操控下的联合国，通过了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条约。
切断了中国的一切如汽油、铁皮、药品、棉纱等战争物品进口，甚至还包括一些生活用品。
英国殖民管制下的香港，跟随英国加入了禁运，当局开始稽查“违禁”物品的运输。
此时，一批香港工商界爱国人士挺身而起，开始组织船队，向志愿军“偷运”战略物资。
当年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叫霍英东。
（香港商人霍英东）
年轻的霍英东虽然不懂政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洋人封锁中国，有着本能的反感。
“把一些内地急需的物资，卖给自己的同胞，良心上，无愧于心”。
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
运送物资的工作忙碌又危险，霍英东清楚地记得:“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当时的霍英东，直接参与及亲自指挥，每天晚上，他都要先出海巡察情况。“当时，我们运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可以说什么都运，但从没有运过军火枪械。”
霍英东日后曾坦陈：“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要光是赚钱，还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走这条路赚的钱并不真的很多。”
2000年10月25日，北京盛大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当时主席台上坐的都是胸前挂满勋章的抗美援朝立功将领，霍英东就坐在了他们中间。
除了霍英东，那时候香港那批比较成功的商人，比如说包玉刚、何贤、何鸿燊，这些人都参与过运输抗美援朝物资。
今年5月26日，何鸿燊在香港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发稿披露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港澳爱国人士一起，将‘禁运’物资运往内地，有力支持了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
（何鸿燊）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鉴于敌人的空中和火炮优势，在当时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倡导下，经中央批准，1951年6月1日，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捐献飞机、大炮。
香港实业家、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不惜抛售地价正在飞涨的香港黄金地段地产，集资500余万港元，独自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并购买大量国家紧缺军用物资运入上海。
（香港中华总商会原会长王宽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是，一群从香港回到内地的中学生也曾加入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港生宋香澄写过的一份回忆文章提到，1950年1月，他回到内地先在广州侨联居住，之后来到北京，到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自欢送我们参加抗美援朝。”
程宛若参军时只有16岁，因是个女孩，年纪小，又是从香港回国，在朝鲜战场时一直在师部。“我是1950年从培侨中学初中毕业后归国，1951年7月参军。我在运输部队，不在作战部队。运输兵往来于后方到前线，运送枪支弹药，食品和生活用品，因敌军飞机日夜对公路轰炸，运输部队不仅艰苦也充满危险。”
《大公报》根据培侨中学校友通讯录和其他相关资料初步了解，在1949年前后回国的60多位校友中，共有20多位在抗美援朝之前或期间参军。
70年前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却有一部分港人为抗美援朝出力。而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经二十余年，黎智英、陈方安生、郭荣铿等反对派竟甘做美国走狗，试图将香港沦为美国反华的桥头堡。
两相对比，不禁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