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美国著名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是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杂志之一。
美国政要也更愿意在《外交》上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像奥巴马、希拉里等都曾为《外交》上撰文。
文章认为，美国鹰派一再对中国的观点、意图和行动做出全面、彻底的污名化陈述。往往随心所欲，以证明零和政策是合理的。表现出对中国体制各方面缺乏了解。
强压政策本身并不能迫使北京听从华盛顿的命令，正如美国的古巴政策所显示的那样。相反，这种政策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加强中国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减少美国与中国合作解决紧迫的共同问题的机会。
美国必须与盟国和伙伴协调，不仅在需要时对中国展开威慑和竞争，还必须激励北京方面合作，解决全球变暖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流行病等共同关切的问题。
华盛顿的国际责任应致力于减少核战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扩散、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和恐怖主义蔓延的可能性。
中国在亚太地区寻求稳定的力量平衡，要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还应修订和扩大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促进国际合作，更好地应对所有国家的自然灾害和侵犯人权行为。
这是一种战略需要，而不是好战和炫耀肌肉。需要强有力的、资金充足的外交政策；需要有弹性和具备战略部署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稳定，而不是挑起对抗。
管理与北京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没有国内的振兴，国家目标的更大统一，以及对全球舆论的尊重，就不可能成功。但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必须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采取比现在华盛顿更为现实的看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鹰派对中国的立场往往源于错误的假设。北京与西方的政策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威权政治体系。这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国际观念很多都是源于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信仰和固有的文化态度，这些在中共统治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这些因素包括：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在中国的掠夺性行为所产生的怨恨；对中国崛起的胡乱指责；西方深入骨髓的种族骄傲；以及对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内政治进程，可能危及促进更大繁荣的担忧。即使在一个民主的中国，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和担忧也会盛行。
中国的宏伟战略并不是为了迫使各国接受中国的政治模式，也不是为了破坏民主制度。例如，当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时，并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区分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也没有类似的要求。即使其活动有时加剧腐败并间接侵蚀民主规范。
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共同危险”应该有同样的认识。但实际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参差不齐；他们有时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样威胁着他们的利益。
多数国家现在与中国的贸易额远多于与美国的贸易额，他们想要更好的与北京和华盛顿经济合作，而不是在两个权力之间作出选择。
鹰派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是为了“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破坏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民主联盟”。将这种排他性和阴险的政治意图归咎于中国的军事战略，掩盖了一个现实，即中国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像任何国家一样，在其近海水域抵御明显的威胁，并抵制对其长期但往往有争议的主权主张的挑战。
鹰派认为，中国主张建立“命运共同体”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诡计。但也错误的理解了它的真正含义：一个简单的宣传口号，意在赢得外国朋友。中国没有强大的盟友能够向它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中国与朝鲜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国家对北京方面没有多大帮助。
中国确实寻求利用经济增长来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但鹰派认为，这一目标凌驾于所有其他目的之上，而忽略了经济增长是让中国公民受益的真正方式。把中国定性为纯粹的重商主义者，这也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最有生产力和最成功的行业，如技术创新，仍然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驱动的：市场的激励。
鹰派认为，中国外交的目的是窥探开放的西方市场和获取先进技术。认为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贷款政策，是旨在征服和控制他国的狡猾策略。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资银行有意构建海外交易，“以获取中国的战略优势”。
事实上，受援国经常积极接受中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经济援助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没有比西方类似的援助更多地受到地缘政治设计的影响。
鹰派认为，美国应该重新确立军事优势，直到中国的边界，并阻止中国控制其沿海水域。这种努力几乎肯定会导致破坏稳定和导致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一个更现实、更经济的目标是美国及其盟国确保双方都不去控制中国周边的空中和水域空间。这将需要一个更注重防御的军事部署，重点是确保在海上冲突中对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资产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而不是对中国领土实施升级攻击。
美国如果强行要求各国与中国脱钩，隔断与中国的技术互动，只会孤立自己，因为中国与包括许多民主国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牢固且持久的技术联系。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接受鹰派的观点，即中国致力于破坏全世界的民主制度而展示其强大的力量，就会大错特错。这将阻碍外交和孤立美国，使华盛顿只有昂贵和危险的军事选择，并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华盛顿应该在现实的期望和互惠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最坏的假设和猜测的基础上，促进与北京的双边贸易、投资和技术关系。务实的政策将承认与中国经济关系的价值，并鼓励中美在包括技术在内的许多关键领域继续开展合作。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领导人应该放弃在人权和政治表达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美国通过在国内充当体面、道德和正义的典范，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美国领导人可以与北京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当前和未来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以及在亚洲建立稳定的权力平衡。华盛顿拥有一个全球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他们希望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发挥明智的领导作用，这是美国不应浪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