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末期，伴随着游牧政权在统治庞大势力范围不断出现的危机，元朝统治者终究也难逃这种在统治方式、民族冲突下所产生的政权危机。
纵观元朝蒙古军队在建立王朝之初，便打下了如此庞大的江山，奈何殊不知统治范围的全面扩张，却会为元朝中央政府日后带来全面的统治危机。
四大汗国的独立和脱离，率先成为元朝帝国走向瓦解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元朝逐渐丧失对中亚控制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即四大汗国在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逐渐断裂之后，他们也开始将自己的发展和政权的未来走势，重点放在了西方。
千万不要小瞧这种统治关系的变化，这标志着即便是同样是由蒙古人建立起的汗国，即便是几大政权之间，在此前是有着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的，这依旧难以改变各自独立政治现象的出现和发展。
这就使得四大汗国愈发背离元朝中央政府，而四大汗国脱离元朝管控的表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元朝势力迅速萎缩的重要标志。
为了能够避免四大汗国独立性不断加强，并且最终脱离元朝管控的尴尬局面，元朝统治者开始对中原地区和汉族人民，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和压迫，同时不断推进蒙古人传统游牧文化的传播，以便从意识形态和思想层面消弭汉人的反抗。
由此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着极为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虽然在汉族士大夫的努力下，元朝统治者同意不禁止汉族文明的传播，但是在蒙古人担当统治阶级的社会之下，这种民族歧视现象始终都是难以消除的。
不过元朝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虽然对广大下层民众进行了高压统治，但是对于那些汉族士大夫、贵族地主等阶层还是比较重视的。
《元史》载："遂以翰林侍讀郝經為國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禮部郎中劉人傑为副，出使于宋。又收集中外官吏宣劄牌面，徵諸道之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師宿衛。"
具体表现便是，蒙古统治集团不断以高官厚禄来拉拢这些汉族上层集团，借此以相比较和平的手段，来实现对中原地区和人民的治理与管控。
元朝统治者的这种想法和做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科举制在定期和不定期的举行，同时也会有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被吸纳进入元朝的统治集团，成为协助蒙古人统治的重要代表势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元朝灭亡，也正是在元朝统治的这将近百年时间，依然有不少汉族上层分子受到重用，同时也有不少读书人通过元朝推行的科举制或者其他的选官制度进入到统治集团，改变了自己的阶层和命运。
因此，在朱元璋挑起反元大旗之后，江南地区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是反对朱元璋而支持不断衰落的元朝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态度以及价值取向，充分表明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随着元朝统治后期社会危机的凸显，特别是原来深藏的民族危机，在此时开始全面爆发出来，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动乱，令元朝统治者一时间难以招架。
与此前中央统一王朝内部出现动乱的局面略显不同，由于元朝政府的统治中心，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因此北方作为处于中央政府强有力控制的地方，自然不会轻易出现动乱。
即便在元朝统治者眼皮子底下有人造反，那也会得到元朝中央大军的迅速平定，因此在元朝后期，北方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几乎不可能。
那么动乱的爆发点，自然也就向元朝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区南方转移了，这也是为什么元末出现的诸多割据政权，大多集中于南方，特别是江淮流域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起初也是跟随封建割据政权首领郭子兴起家的，该军起初名为红巾军，而朱元璋虽然是贫苦出身，但是他本人非常懂得观察时局，左右逢迎。
因为深得头领郭子兴的重视和信任，朱元璋势力愈发壮大逐渐与郭子兴决裂，并带领后来起义军的骨干将领出走自行发展。
出走的朱元璋可谓是顺风顺水，起义军规模很快超过了郭子兴，并且取代了他的地位。然而逐渐统一江南军阀的朱元璋，似乎并没有得到江南士族的只支持。
《元史》载："太宗始得中原初，輒用耶律楚材谋，以科舉選士。后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乃行之，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士族一般都是有功名的，这些功名都是在元朝统治时期获得的，因此他们在面对朱元璋刚刚兴起的"匹夫之军"时，心里肯定不会去支持他，这种功名利禄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和对时局的判断，令江南士族对朱元璋始终存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