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时代的碑都是正书写成,他凭什么写出《兰亭序》那样的字

subtitle 艺素简 10-23 18:41 跟贴 124 条

魏碑最近一次被人们重视,是清代用来破馆阁体楷书的僵化的。明朝初建,皇帝崇尚书法,开科选士,都用工整的楷书答卷。字写得欠佳者,即便是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董其昌就深受其害,文章不及他的堂侄因为字比他好,反而夺得头魁。他也是这件事儿的受益者,从此专心书法,刻苦钻研,最后才走上书法的正路。

正是因为朝廷的命令,所以无不奉从,也是因此有了台阁体的称呼。这种字因为它的实用性,唯求横平竖直,端正拘谨,写得象印刷体一样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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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到了清朝人们认识到台阁体的弊端,很多有远见卓识的人想要突破这一现状。那时正好金石文字学兴起,大量南北朝碑刻出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机会。

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是不是受到隋末唐初那些书家的影响。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等,分别从王羲之书法和魏碑中得到笔法,成就了各自不同的书写风格。虞体、欧体、褚体、颜体、柳体都是当时形成的,到现在都有很高的影响力的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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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有些疑问,为什么魏碑在隋唐和在清末民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呢?隋唐出了那么多集大成的书法家,清朝为什么就不成了呢?其实清朝因魏碑得利的也不少。像赵之谦、包世臣、康有为、吴昌硕等人。

说到吴昌硕,有人可能要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吴昌硕不是得益于魏碑而是得益于篆籀《石鼓文》。不错,吴昌硕是得益于篆籀,开启了另一种不同的书风。不过要告诉你的是:篆籀文字同魏碑属于同一文体——铭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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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王僧虔也有这样的记载,并且明确了“行押书,行书是也。”

章程书,讲得很明白,用来书写公私文书和用了教化习字的文体。在秦为秦篆、在汉为汉隶、在魏晋为真书,到隋唐就是楷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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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铭石书是什么呢?古时重礼教,每种书都有各自的用途,《唐六典》中有说:“其体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经载之;三曰小篆,印玺所用;四曰八分,石碣碑碣所用;五为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书所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还有专门刻符的书体,用来署名的书体,用来书幡的书体。可见,铭石书是大篆和八分书。

因为石碣碑碣一种是用来纪念或者标记,以垂之久远;另一种是用来歌功颂德,以传于后世。这样就注定了铭石书应该具有庄重肃穆、规矩严谨、宽博厚重的特性。先秦多用篆籀,汉魏多用隶书八分,唐以后开始用唐楷入碑,唐楷基本上是从三体中演变而来,具有着三体的各种特性。再以后,就没有了专事专用的书体,各种书体也就都有入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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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时代的碑碣都是铭石书体写成,这些隶书、八分等都是正书,当然不会有《兰亭集序》那样的行押书入碑。所以就算那时的所有碑刻都是各种各样的正书书体,也不能说明《兰亭序》的书写所用的行书就不存在。这正说明了在唐以前古法有定规,而唐以后这种古法受到了破坏。

我们当然不会提倡复古,但是可以通过这些发展变化,发现书法发展的脉络和促成发展的因素,以用于书法的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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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就像色彩中的红、黄、蓝三原色,隋唐人把它们互相不同程度地融合,就能创造出面目一新的新书体势。但是今天用楷书和魏碑互相融合,就不一定能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体出现。因为今天的楷书已经是参杂了各种颜色的复合色了,再参杂反而会显得灰暗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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