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封天策上将时权力达到顶峰,后因无战功和兄弟倾轧而处劣势

subtitle 娱乐刘畅说 10-23 11:57

武德五年(622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府远比东宫和齐府神气。但是,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秦府逐渐地处于劣势了。

封天策上将时李世民权势达到顶峰

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旧地。接着,武德四年(621年)又消灭了窦建德与王世充两大势力。政治野心随着战功而增长;就在平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远知迎谓日:“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可见,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了。

李元吉后来揭发说:“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 扣上“反逆”罪名,完全是诬陷之辞。“分散钱帛”也是根据高祖的指令执行的。武德四年(621年)二月,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到京师,奏请进围东都,李渊对士及说:“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但是,攻占东都后,李世民确实也有“树私惠”的表现。他委派亲信房玄龄接收隋朝图籍制诏,罗致人物;命令萧瑀等实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竭力扩大秦王府队伍。

由于唐初统一战争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秦王李世民威望骤增。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当他返回长安时,身被黄金甲,后面跟随着二十五名大将,铁骑万匹,前后部军乐鼓吹,真是红极一时。冬十月,“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就给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属,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秦王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李世民又以“海内浸平”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著名的“十八学士”是: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易,“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文学馆实际上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李世民从各方面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他所招罗的将佐文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他尽死力,听从他一人指挥。所以,秦王的教命能够迅速地贯彻,而高祖的诏敕有时可以置之不理。对此,李渊曾在裴寂等面前发牢骚:“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当然是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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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德彝

试想,在秦王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情况下,怎么会安于原先的地位呢? 正如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侍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这是事实。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了。以太子李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威胁。

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这就表明,原来掩盖的一层面纱被揭开了。李建成只是位居嫡长,而就其功绩与声望来说,远不及李世民。唯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李建成立刻同意此议,李渊也马上批准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目的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的劣势地位

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宫加上齐府要比秦府强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私募骁勇,多达数千人,而李世民“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从政治影响来看,建成是皇太子,每当李渊外出时。总是由他留守京师。妃嫔、大臣以及各地都督,依附于东宫的相对多些。杨文斡起兵时,李渊“恐应之者众”,说明李建成一派势力之雄厚。李建成扬言:让秦王“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这话难免有点自我吹嘘,但是,李世民在京师处于不利的地位则是事实。

因此,在上述情况下,李世民及其秦府僚属都深怀忧惧。李世民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答以策动政变,完全迎含李世民的心意。据说,李世民曾与李靖商量,李靖表示不愿干。和行军总管李世勣商量,也不愿干。为什么呢?显然是他俩只看到秦王府的劣势,未能预料到事变的胜利。而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认为,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三人密谋策划,“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李世民

后来,房、杜被逐出了秦府,长孙无忌就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继续进行策划,“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武德九年(626年)夏,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按过去的惯例,大多由李世民督军抵御。这次, 李建成提议李元吉和李艺出征 ,目的在于防止 李世民掌握兵权。 李元吉故意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等一道去 ,想借此机会把秦府精兵转到自己手里。然后 ,进一步谋杀李世民。这个密谋被太子率更丞王晊知道,偷偷地告诉了李世民。

李世民立即跟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祸在朝夕,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为强,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尉迟敬德鼓动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面对即将发生的“骨肉相残”的局面,考虑的当然要比别人多些。他并不是犹豫未决,而恰恰是深思熟虑。

他找了不少府僚商量,还秘密地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共计事宜。据说,房、杜开始“不敢奉命”。李世民竟勃然大怒,要尉迟敬德拿佩刀“斩其首持来”。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决!细察密谋的全过程,秦王李世民是主持者。司马光认为,太宗“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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