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山东半岛的大诸侯国，为何齐国能称霸春秋，鲁国却日趋没落？

当今的山东省被称为“齐鲁大地”，原因是在周朝，这里有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诸侯国。两个诸侯的文化特征相差很大，齐国是工商业发达的泱泱大国，在文化上具有包容性；鲁国是周文化的严格传承者，是春秋战国的儒家文化中心。最终两国的命运也不同，鲁国是各大诸侯尊敬的对象，却一直是小国；齐国则一直活跃在春秋战国的争霸舞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本文从两国的治国方式去分析。

山东这个地区，是古代东夷族活动的地区。在远古时代，他们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商朝的建立者就属于东夷的一支，因而商朝在山东拥有很强的势力。周武王灭商后，在商朝的核心地带分封管叔、蔡叔、霍叔，让他们监视东方各族，统称为“三监”，同时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国，以抚慰商朝遗民。历史已经证明，武王时期对东方的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武王去世后，东夷各族就联合三监、武庚发动了叛乱，在这些叛乱中就有来自于山东半岛的奄国、蒲姑。

叛乱爆发后，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召公负责管理宗周大后方，周公负责征伐东方。经过了三年的艰苦战争，“三监之乱”被平定。当时东夷族和商朝残余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随时可以进行反扑。面对这样的局面，周公进行了新的一轮布局：一，在洛阳修建洛邑和成周，作为东都。在此驻扎殷八师，成为了周朝在东方的主要军事力量。二，进行了新一轮分封，将王族子弟分封到东方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网络。这些分封中最重要的有分封召公于燕国、太公于齐国、伯禽于鲁国。三，安抚商朝遗民，分封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至此，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

齐国和鲁国同处于山东半岛，深入了东夷族的核心地带，在东方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这时候，两国面对的新地区是这样的：在地理上，山东半岛深入大海，有渔盐之利，适合发展工商业；在社会上，四周的东夷族社会为落后，许多还停留在氏族时代；文化上，东夷族信仰鬼神，重视宗教祭祀。同时东夷族缺乏周人那种严格的伦理礼仪观念。面对如此一个相对“野蛮”的“殖民地”，齐鲁两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呢？

《世纪·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姜太公和鲁公伯禽治国的差异。姜太公治国，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周公问为什么如此快。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伯禽到达鲁国后，三年才向周公汇报，周公问为何如此晚。伯禽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这也就是说，姜太公是因俗而治，伯禽是全面推行了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周公事后预感鲁国未来会成为齐国的附属，他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说的很有道理。齐鲁两国深入东夷地区，只有因俗而治才能和当地的民族更好的融合，才能够平易近人，使得更多百姓归附。《汉书》记载姜太公用人“举贤而上功”，也就是能够打破周礼传统，任用贤人。鲁国用人“尊尊而亲亲”，也就是是只重用贵族。其结果是鲁国的治国人才十分稀少，而齐国却拥有管仲、晏子、田文经世之才。最终，鲁国因为政治被束缚而走向衰落，也是可以预料的了。

上文已经提到，山东半岛有渔盐之利，适合工商业发展。不过当时这些优势还没有完全展现出现，姜太公刚到营丘时，这里“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也就是土地盐碱化严重，农业也不发达，地广人稀。针对这样的现象，姜太公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纺织业、商业，在适合耕种的地区推广周人先进的农耕技术。很快，齐国成为了“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的强国。

齐国的经济政策从姜太公制定后，就一直沿用，不论是春秋时期管仲、晏婴，还是战国时代田氏，都十分重视渔盐之利。齐国一直是各诸侯中最富裕的国家，藏富于民也是齐国的一种经济思想。

鲁国的地理条件和齐国差不多，其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和齐国相比，鲁国主要发展手工业，鲁国生产的薄酒、鲁缟、鲁削在列国中比较有名气，《韩非子·说林上》云 “鲁人身善织履，妻善织编”。另外，鲁农业是比齐国较为发达的，管仲时期，齐国还缺乏粮食，就采取提高粮价的方式向鲁国等进口。在商业领域，齐国远远领先于鲁国，齐国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暴利。虽然齐国在部分领袖缺乏竞争力，但繁荣商业使得齐国能够买到各国的特产。总体而言，齐国的经济是比鲁国发达的。

在西周时期，主要的产业都控制在贵族或者官方。到了春秋时期，传统的经济体制开始解体，各国开始局部地进行改革。最先改革的是齐国管仲改革，在农业方面推行了“相地而催征”，也就是开始按亩征税，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在行政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国野制，推行了县、乡、卒、邑的四级管理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军队规模。齐国在春秋时期的改革算是比较领先的，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鲁国作为一个传统礼仪之邦，是不会主动对废除贵族的经济体制的。关于鲁国的经济变动，《春秋》记载了鲁国在前594年推行了“初税亩”，也就是按亩征收，这比管仲改革晚了几十年。况且，鲁国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局部的变动。在春秋时期，各国私有制经济普遍兴起，追逐利益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鲁国在周礼“重义轻利”的限制下，一直没有放开对私有经济的控制，直到鲁国衰亡后，这里的百姓才能够下海经商，追逐利益。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因此，总体而言，齐国的经济政策是相对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鲁国的经济政策就十分保守，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齐鲁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地理环境也差不多，但是齐国却成为了富裕的大国，鲁国的经济则相对落后。司马迁说“鲁人俗俭啬”，“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鲁国人之所以俭啬，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较少。可见经济政策对两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虽然人们常常将齐鲁地区划为一个文化区，但实际两地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区别。鲁国周文化的传承者，是周代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这和鲁国的立国思路是分不开的。伯禽受封之时就定下了鲁国的建国使命是“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徳。”也就是要将周公的礼乐制度十分彻底地推行。

到春秋时期，各国都礼崩乐坏了，但是鲁国依然保持着西周的传统，因此人们赞美到“周礼尽在鲁也”。鲁国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春秋时期的鲁国不仅出现了孔子这位儒家的创立者，还出现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左丘明等礼乐大师。战国时期，鲁国的附属邹国又出现了儒家的“亚圣”——孟子。

齐国在治国的基本政策是因俗而治，因此在文化上并没有采取多大的干预措施。因俗而治，使得齐国本地的东夷鬼神文化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直到战国时代，齐国还十分盛行方术文化，这在鲁国是难以出现的。因俗而治，也使得齐国容易吸收外来文化，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战国初期，田氏代齐，将陈国的道家文化和军事思想带到了齐国，使得齐国成为了道家文化的传播中心。同时，齐国又创办了稷下学宫，吸引各国优秀人才到齐国著书立说，使齐国成为战国的学术中心。道家文化、三晋法家思想和本地的方术文化融合了起来，产生了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又包容百家的黄老学派。汉朝时期，黄老学进一步和方术文化融合，由此产生了道教。

我们比较齐鲁两国的人才，就会发现其间的重大差异。鲁国的人才基本都是儒者，而齐国的人才就丰富多彩了，有军事家、政治家、说客、方术士，甚至鸡鸣狗盗之徒。文化政策的包容性是齐国人才资源充足的保障，人才的充足也是齐国能够在战国时代立足的重要的原因。早在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季札就对齐国文化有了高度的概括“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齐鲁两国，同处于山东半岛，地理、民族和经济基础都相近。然而，泰山南北，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总体上来说，鲁国的治国模式是理想化的，也是僵化的、保守的，而齐国的治国理念比较偏向功利主义，也就是什么有用就用什么。鲁国的治国理念使得鲁国成为了一个弱小的空中楼阁，在春秋战国被人们尊敬；齐国的功利主义让齐国成为了一个霸权型的大国，影响着整个春秋战国的格局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