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学者一句评价,揭开司马光真面目:文人祸国,比武人更甚

subtitle 王二历史漫谈 10-22 08:00

关于司马光,明朝陈汝锜有一番惊人评价,“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实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陈汝锜认为,北宋靖康之祸不是始于王安石,司马光才是罪魁祸首,或者说北宋亡于司马光。

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儒,司马光历史声望极高,历代名人好评如潮,那么为何陈汝锜却作此评价,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道尽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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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王朝日渐衰落,国库亏空巨大,“冗兵、冗官、冗费”三冗严重拖垮了宋帝国,仅宋英宗时期,亏空就高达1750万贯之巨,宋朝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后,想要励精图治,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于是决定任命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所谓“熙宁变法”,目标是富国强兵,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是财政改革,比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其实还有一方面是国防安全方面的改革,比如保马法,还有对外军事活动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会触犯保守派的利益,因此王安石变法遭到激烈反对。此时,北宋王朝的政治派别,基本可以划分为二派,即改革派、保守派。如果说王安石是改革派领袖,那么司马光可以算是保守派党魁。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不到一年,北宋就陷入了新旧党争,即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

所谓政由人出,想要变法成功,必须有人支持,但朝中很多大臣并不支持变法,原因既有王安石变法内容的确存在问题,又因为变法触犯他们利益。因此,“拗相公”王安石为了确保变法推进,在这一过程之中,为北宋政坛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先例。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其实提醒宋神宗未来或有小人告密,破坏变法大计,皇帝你要辨别出流言蜚语。

变法之后,韩琦、曾公亮等上疏规劝神宗停止变法,面对重臣联盟,宋神宗动摇了,这时王安石却一度以辞职威胁宋神宗,于是在宋神宗支持下,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的诸多保守派大臣,相继离开朝廷。与此同时,王安石迅速提拔支持变法的大臣,当然在这其中很多属于投机分子,借助支持变法获得王安石的赏识。

不过,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新旧党争,虽然已经开始恶化,但由于宋神宗在位,总体还是可控。以司马光遭遇来看,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还是能容得下一些保守派人士。

公元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与此同时,这一年宋神宗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宋神宗没答应,最终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遂辞职离京。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面,是国防安全方面的考虑,采用的是北宋名将王韶的《平戎策》。所谓《平戎策》,就是“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方略,减少西部的军事威胁。

在帝相支持下,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包围之势,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这是北宋罕见的一次大胜。

更为重要的是,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

所谓人亡政息,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然而,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司马光为相。随后,司马光上书《请革弊札子》与《请更新新法札子》等,把新法比之为毒药,提出“以母改子”(高太后改宋神宗之错),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面彻底废除新法,一丝不留,史称“元祐更化”。

当时,司马光已经生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总之,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新法就是毒药,必须全部废除,一个不留。

其实,党争历朝历代都有,并不算多么稀奇,司马光拒绝变法,眼光短浅也很正常。但司马光有两件事做得太过,让后人非议众多。

改革派倒台,保守派上台,在司马光支持下,立即清洗改革派,严酷对待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几乎全被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在此之后,新旧党人上台之后,必然是打击报复另一派,新旧党争已经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朝堂变得与明朝晚期党争一样激烈,连苏轼都忍不住批评司马光。直至北宋灭亡前夕,新旧党争还未结束。

与此同时,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军事成就,司马光认为本是“夏国旧日之境”,应该全部归还,一寸不留。司马光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不将王韶打下的领土还给西夏,那么西夏必不罢休,两国再起刀兵,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对于这一神逻辑,保守派人士一片点赞,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甚至认为宋朝这一次扩地是“窃人之财”,犹如小偷一般,非常不道德。

当然,宋朝一些有识之士非常不满,拿着地图质问司马光:唐朝丢失河湟地区,回鹘与吐蕃才会长驱直入关中,如今归还这些地区,你希望悲剧重演吗?于是,司马光没敢把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但却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对于司马光的大礼包,西夏根本没有领情,反而看清了北宋虚实,此后侵扰北宋更为频繁。

北宋亡于司马光,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但司马光的确晚节不保,不仅彻底废除了变法,破坏了北宋王朝自我挽救的一次机会,而且还做了一次客观意义上的卖国贼。

笔者认为,司马光这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文人,其实最为可怕,因为他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坚信自己是为国为民,实际却做着祸国殃民之事,因此才有人说“文人祸国,比武人更甚”。古今中外,司马光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秦桧作恶之时,会认为自己不是为国为民吗?

参考资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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