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骂杀与捧杀》
《骂杀与捧杀》是鲁迅于193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文学批评，也讲到了文学界的一种现象，不少学者对于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过于追捧，甚至奉其为神仙，里面还讲到了泰戈尔访华开坛演讲时一些现象：
“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
泰戈尔与鲁迅以及徐志摩，都是文学界的名人，各有所长，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是印度的一个富有贵族家庭里的孩子，属婆罗门种姓。当时印度已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泰戈尔也曾赴往英国留学，最初是学习法律，之后转为了英国文学。
19世纪80年代泰戈尔回国后便开始专门从事文学活动，读过泰戈尔诗歌的读者不难发现，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在上世纪初，印度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泰戈尔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对封建压迫。
不过泰戈尔并不赞同群众去焚烧英国货物，去辱骂英国人，认为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对印度以及印度人民更加有益，比如到农村去发展工业、解决贫困、愚昧等问题，但当时有不少激进分子，他们觉得泰戈尔天真，是富裕家庭出来的贵公子，不知民间疾苦。
泰戈尔最终在失望中退出了运动，一心扎进了文学创作，1913年，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拿到了诺贝尔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徐志摩对泰戈尔极其崇拜，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创办俱乐部，就出于对泰戈尔诗集《新月》的兴趣，因此以“新月”二字为社名，即新月社，林徽因对泰戈尔的崇拜与徐志摩差不多，新月社成立后，林徽因便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还曾登台出演过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台词全说的英文。
第二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便全程担任翻译，林长民则是林徽因的父亲。不过有人喜欢，也就有人不喜欢，如陈独秀等人，他们会故意在泰戈尔的演讲上搞破坏，而鲁迅之所以会在泰戈尔访华时，拂袖离去，主要不在于他对泰戈尔的看法，而是厌烦我国的一些学者对泰戈尔的盲目崇拜、奉承。
在鲁迅看来，泰戈尔的文风虽好，却未必适合我国当下的这种环境，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想的就是唤醒国人，他们并非是徐志摩、林徽因这样受过贵族教育，受过西方环境熏陶的人，徐志摩在英国曾住过两年，就喜欢和英国的名士往来，与鲁迅对文学的态度自然是不同的。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还明确讲到：“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人有千面，文学也有千面，有人是理想主义，有人则是理性的，就看自己怎么对待了。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后面还来过中国，但没有第一次这么“高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