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平遥国际电影展，他又要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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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子
01
贾樟柯的父亲是爱好诗歌的中学语文老师，青年时一心要上南开大学，可是因为出身不好未能如愿。
汾阳中学有一面老城墙没拆，小时候，父亲常常带着贾樟柯去爬城墙，在城墙上，看向公路外面一片荒凉的土地。
日落时分贾樟柯看见父亲在昏暗中显得异常悲伤。
70年代末，贾樟柯七八岁，父亲常讲起自己去看拍电影的情况。
那时候贾父还是汾阳中学的一名学生，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城外的峪道河村拍电影，便与同学跋山涉水前往观看。
他们站在摄制组外围，看一群人把三脚架挪来挪去，选择合适的位置，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开山造渠。
这群少年静默地站在山谷间看拍电影。直到夕阳西下，收拾器材准备收工，贾父他们才不得不惆怅地离去。
几十年后，1997年，在汾阳拍摄第一部影片《小武》的时候，贾樟柯突然意识到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这段经历有关。
0 2
上学的时候贾樟柯成绩一直不好，但重情义好“桃园”，小学时就有十几个结拜兄弟，常常群体出动，呼山倒海。
汾阳没有铁路，不通火车。
贾樟柯上初一刚学会骑自行车，头一件事情就是约了同学，偷偷骑车去三十里外的另一座县城孝义看火车。
他们找了一路，终于看到了一条铁路。大家都扑在地上，屏着气息听远处的声音。
一列拉煤的慢行火车轰隆隆地从他们身边开过，这声音渐渐远去，成为某种召唤。铁路对贾樟柯他们这些少年来说意味着未来、远方和希望。
到了初三，贾樟柯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他去送行，对兄弟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
在少年贾樟柯的眼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贾樟柯由衷地羡慕他。
那时候开始有录像厅，贾樟柯看了无数的香港武打片，其中有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空山灵雨》。
身体里的能量没地方释放，出了录像厅就找碴打架。
有一次，贾樟柯跟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买完票朋友说上厕所，他就先进去了。
可是自始至终不见朋友，出来后有人说被抓走了，原来朋友刚才突然去抢一个女人的手表。这在贾樟柯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折动荡。
不久后又一个朋友在三十里外的杏花村汾酒厂喝多了，酒死在回县城的路上，随后不断有朋友在“严打”中被捕判刑。
贾樟柯的内心发生了许多变化，坚定地想要离开故乡去外面看看。
03
后来，贾樟柯又迷上了霹雳舞，他在县电影院里看了美国版《霹雳舞》不下八遍，感觉比台湾《霹雳情》跳得好多了。
从电影院出来，贾樟柯开始模仿黑人的动作。
因为跳霹雳舞需要有跳舞的打扮，贾樟柯第二天诓骗妈妈，拿走20块钱，到西门外坐长途汽车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口气竟到了省会太原。
流连在各种商场，寻找一双电影里的匡威球鞋，一边是黑色，一边红色的那种，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自己给它命名“阴阳霹雳鞋”。
还有要有宽的灯芯绒裤子，就叫大档裤。上面要穿牛仔服，“当时觉得它代表年轻，代表反叛，很硬汉的感觉”。
80、90年代的时候开始流行齐秦，贾樟柯就开始留长头发，一头长发的贾樟柯在叛逆中寻找自我。
所有小镇少年的青春、热血、激流、叛逆，都在贾樟柯身上一一流过，浸润着他的心，也滋长着他对远方的向往。
贾樟柯从小体现出文学天赋，中学时已经在《山西文学》发表小说，高中时创办诗社。
即便考不上大学，山西作协也愿意吸纳他为成员。
1990年，贾樟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自己挣钱。
父亲非常反对，贾樟柯数学太差，父母决定让他转学美术，考艺术院校文化分不那么高，于是便把他送到太原去上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准备报考美术院校。
在太原学习美术的期间，贾樟柯常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公路局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他被震住了。
在《黄土地》里，他看到农民晚上在昏暗的灯下木然默坐，他终于知道劳动的痛苦也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电影原来不仅是“港产录像带”或“社会主义好”，它可以是真实人生，调动一个观众的所有经验与感情。
他坐在电影院里，泪眼婆娑，心中震撼，突然做了一个决定：学电影。
过了几天，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发生了一个事。他爸说，你发生什么事？他说，我想当导演，不想学美术了。父亲停了一下，哦，当导演挺好的。
贾樟柯就去上课了，下午正画画的时候，父亲来了，风尘仆仆赶到了太原，一看他在画画，放了点心。
到了他的房子里，父亲问，你怎么了？贾樟柯说，我看了部电影《黄土地》，也问了我的同学，电影学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当上导演。
父亲听了特别气愤，觉得儿子脑子有问题。电影在民间是被神秘的一塌糊涂的艺术。对于一个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售货员的小县城家庭来说，电影被神秘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贾樟柯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他跟父亲说，电影挺有意思，以前自己喜欢文学，当时也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再加上正在学画画，这么一综合不就是电影吗！
简直天方夜谭，贾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儿子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激情在澎湃，他的思想一向开明，对儿子说：“既然你这么坚决地想学拍电影，我就让你选择自己的人生，可是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呢？”
贾樟柯异常感激父亲，坚决地说：“爸，你给我3年时间，如果我什么都没考上，就回家开家肉店，也能养活二老！”
听儿子这么说，父亲笑了，当即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资助儿子去准备考试。
贾樟柯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特开明的人，他们给了儿子选择人生的自由。
母亲也说，孩子还小，就让他试试，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
04
但是，国内关于电影方面的书籍和教材品种奇缺。
为了对付电影知识的考试，贾樟柯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所有太原的书店、图书室。
最后买了一本《美学原理》，里面大概有十几页是关于电影的知识，后又买到了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就是靠这两本书的零碎知识进行了第一次考试。
1991年贾樟柯第一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失败。
后来连考3年，前两次都是专业课排名第一、第二，但他那文化课因为跑江湖落得实在太厉害了，学校想收也收不进来。
1993年，恰逢北电进行改革，允许每个班有一名旁听生，当时的系主任胡滨，还有教务处处长赵奋喜比较欣赏贾樟柯，他们都说：“你就先来吧。”
于是贾樟柯就以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批旁听生的身份，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梦。
贾樟柯那一届北影文学系的同学，总共12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
住在北影618房的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在1995年发起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那天晚上，他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刚刚春风满面的北京夜空还闪着星星，他们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贾樟柯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
他说：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
顾峥当时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王宏伟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不管，就是要拍！
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更像一种宣言在各自心中像野草一样疯长。
为了扩大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贾樟柯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他们不等不靠，自己筹措资金，动手开始做片子。
1994年5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
他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后，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
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
05
这是一部粗糙的电影。
这是贾樟柯第一部被禁的作品《小武》在香港的宣传语。
1997年4月，贾樟柯和朋友们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用21天时间拍完了《小武》。
前期投资大约20万元人民币，主要花在胶片和设备租金上，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不拿报酬。
为了省钱选了只被用于新闻摄像的16mm胶片，而国内影院上映的电影要求用32mm以上胶片；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
贾樟柯在《小武》里全部起用了非职业演员，并不完全因为钱，而是出于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有很多学表演的朋友，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帮忙的。
而贾樟柯之所以用非职业演员，主要是考虑到影片的风格，这部影片里不应该出现那些打磨得很光滑、非常矫饰的东西。
这也奠定了贾科长的独特美学风格。
《小武》共获得八个奖项，并入选了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
去柏林参展，贾樟柯获得了一份电影节买家公司的酒店通讯录，印了请柬，依次递去，邀请人届时来看看这个中国年轻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开始时他拘束而自矜，不敢上前跟人自我介绍，“迈不动那个腿”。同行的余力为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不去推广自己的片子，那就没有人去推广，要活下去就要这么做，这算什么？”
他被问住了，然后迈出了推销自己的第一步。
但不到一年，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
他被通知去领受一个判决结果：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1999年，贾樟柯正在筹备《站台》，已和上影厂讨论过几次，但禁令来了。
随后他找了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沟通，导演田壮壮愿意当他的监制。北影厂向电影局打上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
贾樟柯自己没事也往电影局跑，哪怕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没人理睬，等久了也是有转机：被允许交一万块钱罚款，并写一封声情并茂、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检讨书。
到了秋天，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
很久以后顾峥听闻，本来此事确实在推进中，但电影局高层出访日本时，日本有导演席间建议解除对贾樟柯在国内拍片禁令，又一次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北影厂建议他再等等，但贾樟柯拒绝了，就让第二部电影也成为地下吧。
次年春天，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他完成了初剪，第一次试映时，剧组从夜半看到天明。
又用了一个月，《站台》才成为我们知道的3小时10分钟。
贾樟柯“地下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伴随着八年。
在这八年里，贾樟柯接连导演了《任逍遥》《天注定》，都没有拿到公映许可证。
电影《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全部来源于社会新闻，包括胡文海事件、富士康事件、周克华事件及邓玉娇事件。可因片中涉及社会暴力事件，至今未能排期公映。
06
解禁后，贾樟柯拍第四部电影《世界》，是贾樟柯第一部按正式程序申报的电影。
对于第一次在内地公开拍片，贾樟柯平静地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不应为正常的事激动。它的意义是我能从容地拍电影，这种状态对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世界》进入拍摄过程后，贾樟柯的工作状态几近癫狂，胡子不刮，“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敢洗澡，饭也不敢吃得太饱”。
越来越觉得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马宁那段时间曾在夜里接到贾樟柯电话，许是醉了，他反复只说一句话，“月亮真好。”
2015年，文艺片《山河故人》上映期间，贾樟柯和演员们在22天内跑了20个城市，每个城市至少有6场路演。贾樟柯十分看重路演：“只有通过路演，你才能通过观众把第一批的口碑传播出去。他们直接的反应可能比做多少宣传物料更重要，因为它是来自于观众的真实反应。”
《山河故人》的路演，以一、二线城市为主，场场都爆满，上座率百分之百。
年轻观众里，很多人都看过贾樟柯以前的作品，这让他非常惊讶。
原本行业内部乐观预测《山河故人》票房极限是1500万，悲观预测是800万，结果最终达到了3000万。
2013年，《天注定》获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2015年，戛纳将终身成就“金马车奖”颁给贾樟柯，华语电影终于有此独苗可比肩世纪顶级大师，戛纳组委会也甚至拿他与安东尼奥尼相提并论。
2018年，《江湖儿女》成为了贾樟柯入围戛纳的第六部作品。
在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沉寂下，贾樟柯扛起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大旗，是国内电影导演的“国际第一人”。
可在国外获奖无数的贾樟柯，在国内却不那么有名。
07
贾樟柯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樟是樟树，带有芳香的、坚硬的木头，柯是斧子的手柄。父亲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但贾樟柯还有一个小名“赖赖”，山西话中，赖是坏的意思，母亲这么叫他。带着正话反说的亲昵与顺利长大的愿望。
如今归乡时，40多岁的贾樟柯，还被儿时伙伴或邻家奶奶叫做“贾赖赖”。
他同时拥有这两个名字，也同时在这两种人生态度中起伏。
2002年，贾樟柯在小西天的一家盗版DVD的店里瞎逛，趴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
老板见他执着，便与他搭腔，说因为开“十六大”所以新货太少。他正准备离开，老板却突然想起什么对他说“有一个‘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
当时他仍受到禁令，笔下有嘲讽也有自嘲：他原本叩问自己，拍那些小人物乃至失败者的生活与心情，“可有人来听吗？”此刻在音像店老板的叫卖声中，他觉得自己得到了答案。
08
“我从北京开车回老家，我依赖的是地图，但是古人，他们是看着山川的走势，是看着日月，然后抵达他们的目标。我们要挪动，来调整我们的思想。”
贾樟柯在山西呆到了二十三岁，从一个小孩子到成年人。
汾阳话有很多古文，比如说‘走路’是‘簸颠’这些建立起他全部的情感世界。
贾樟柯的奶妈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过活，靠在长途汽车站卖茶水，两分钱三分钱一杯，就这样要养活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每到周六，奶妈就和贾樟柯坐到炕头，听着西北风呼啸而过。
下午三点，奶妈就会说，你的姐姐应该现在下班了，又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她会说她现在可能已经步行到了公路上，然后又过了半个小时，说她可能在西门外下车了。
就这样猜想一个亲人一步一步地，在那样一个大风的下午到家。
那时候人和人的距离不会被手机拉得这么近，但是会被思念拉的很近很紧。
读大学第一年，有一个朋友突然去看贾樟柯，那时候从太原到北京，晚上七点半发车，要在那个山里面转啊转，转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达。
朋友突然出现在食堂，贾樟柯问他，你吃完饭要住这吗？朋友说我不住，晚上就回太原了。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很长时间的沉默，十二个小时来，十二个小时去，就是为了看一位朋友。
很多年过去了，贾樟柯应同学之邀，春节的时候和好朋友还有结义兄弟，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十分钟之后逐渐就回到了少年时的状态。
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是因为有人在原地等你。
“你是谁不重要，你是我们的朋友贾樟柯，你是那个曾经骑着自行车满县城溜达的那个贾樟柯。”
2006年，贾樟柯父亲突然过世。
贾樟柯回老家操办父亲后事，守灵的时候夜晚很冷，每一个夜晚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在陪他，就那样一夜一夜地坐到天明，他们很自然很从容。
这一群陪他一起面对生死的人，别人比不了。
所以贾樟柯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虽然他在城市的生活也非常好，可在北京唯一缺了一种味道，就是亲情。他需要这些亲情，需要他们。
浪子之所以浪子 ，是因为有家。2015年，贾樟柯搬回了故乡。
前两天，他宣布 明年不再参与举办平遥国际电影展 ，引起猜测纷纭。
不过科长说，“选择在它最强壮的时候离开。” 影展是一种文化机制，依靠个人力量终究难以长久。
骨子里， 科长依然是热爱电影的汾阳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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